民国年间基层官绅的时代认知——从民国山东地方志的编修心路探析

民国年间基层官绅作为地方社会的建设和舆论引领者,亦主导了地方志的编修,通过考察民国年间山东所纂修各县地方志序文与凡例的文本话语,可以认识到在共和之后的社会变迁中,基层官绅明显感受到时代的不同,他们期待共和政治的理念与实践,关注社会民生,并且希望在伦理道德领域实现传统文化的应势转化。这种在政治领域积极革新,在社会领域走向下层,在文化方面致力于传统理念的适应性转化,构成了民国年间基层官绅在时代变革之际的独特认知。     

郑天挺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郑天挺在1923年至1934年间主要讲授世界人文地理和古代地理学,并刊出两部讲义:《古地理学要略》和《世界人文地理讲义》。同时,他是最早对《禹贡》进行全文释读的学者之一,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基本问题都有涉猎,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史上应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一度以撰写《南诏书》为目标,研读西南史地书籍;采用以音证史的方法,撰写西藏史相关的论文,批驳当时国际上的有关谬说,显示出其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视野;积极参与云南地方史志事务,开展学术演讲,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即便在"文革"期间撰写丝绸之路的文章,他也坚持以史料为基础,针对国际学术界相关动向,提出新说。对郑天挺历史地理学方面成就的梳理,既有助于全面认识郑天挺的学术成就,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     

孔子:大地上的行道者——从人类生存的整体性理解孔子思想

孔子预设了当下世界中人类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绝对性,在天命所照耀、先王伟大传统所灌注的人类整体性存在的视域内,将"仁"显明为人类群体秩序建构的内在亲和力,将"礼"提升为人类群体生存的本质形式,从而为人类整体性存在赋予一种来自天命的神圣辉光,并以自己的亲身践履为身后的大众启示了一条通向人类尊严的大道;他促成了道德标准的内在化,催生了以"行道"为职志、以"圣人"为人格理想的士人阶层,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在群体中成就自我的方式和途径;他"下学上达"的天命观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开启了人性、物性与天道相贯通的途径,为天下一体的人类礼仪性存在赋予无可置疑的神圣性,标志着即将进入文化勃发期的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觉知和对未来的祈愿。     

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

明弘治至隆庆的80年间,苏州地区府州县成型方志修纂处于宋元以来的高峰期,以丁忧、致仕官员领衔的居乡士绅掌握了书写各自属地方志的优先权。吴宽、王鏊等九位来自吴县、长洲的在地士绅,凭借各自仕宦经历、科举功名、本人或家族的交游网络成为正德《姑苏志》的书写者,拥有将私人书写转化为地方公共书写的便利,但化私为公的程度有限,更主要地体现了他们接续前贤为地方存史的目的,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地方文化表达。     

明清之际福建士绅的海岛移民及其生活样态

明末隆武政权垮台后,在福建沿海地区诞生了一批特殊的移民群体,主要由来自漳州府、泉州府等地的福建士绅组成,在地缘与时局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向厦门、金门等海岛移民。由于政治参与活动不一,他们在群体构成上较为复杂,且受战事影响,颠沛流离、贫苦困顿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样态。但由于地缘相近,这些福建士绅在移民前的亲友关系得以延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忠义"为核心的新的交游网络,进而形成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影响探析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的频仍与严重,给明王朝造成巨大影响。其加速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流、湖泊、平原等自然环境的恶化;制约了黄患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许多濒河城镇走向衰落;促使了包括总河在内的治河官职设置,也引起了官场生态变化,同时由于土地兼并加剧与人民不堪重负使社会矛盾激化;使明代治河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影响促使清朝治河行动更为积极,也足以使今人对黄河现状加以深思。     

吉本道雅《中国先秦史の研究》简介

2005年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出版了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67册,即吉本道雅著《中国先秦史の研究》。作者现年48岁,任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典型的少壮派学者。记得1988年笔者去京都大学留学的时候,吉本道雅还是一位刚刚读完博士后期课程,留校担任东洋史研究室助手的年轻人,时光飞逝,二十年后的今天,俨然已成为京都大学的中坚学者。在这期间,吉本道雅以执著的精神在先秦史领域辛勤笔耕,先后在《东洋史研究》、《史林》、《东方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40余篇研究论文。这部近五十万字的论著既是吉本道雅前半生的学术总结,也是为他摘取京都大学博士桂冠的学位论文。全书共588页,分为三部。第一部西周期、第二部春秋期、第三部战国期。以下对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做一简单介绍。     

宗族史在“二十五史”中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忽视民众史是“正史”的遗憾

如果在"二十五史"中寻觅宗族史的资料,按其事类性质,应当在纪、传、志、表体的"志"体之内,然遍查正史,没有"宗族志",只有偶见的、类似的"官氏志"及似是而非的"部族"。这并不能令人怀疑正史没有宗族史史料,因为它包含在各种体裁里,尤其在下列诸体中:"志"体中的"礼志"、"乐志"、"职官志"、"刑法志"、"选举志"、"艺文志"等;独立政权主人、世袭贵族的"载记";"列传"中的"宗室传"、"皇子传"、"后妃传"、"公主传"、"孝义传"以及列传传主的宗人附传;"表"中的"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诸侯王表"、"外戚恩泽侯表"等。此外,在"本纪"亦记叙有关宗族的重大政策。所以正史中宗族史的资料是颇有一些的。由于古代是等级社会,宗族也具有等级性,正史对最高等级的皇族在志传表中记载得颇为详细,对社会上层的宗族也有少量的关注,而对庶民宗族活动漠然视之———几乎失载。这样的状况,由正史的性质所决定:它本来就是帝王之史,不写民众不足为怪。只是作为后世治史者,认为正史不涉猎民间宗族史,不无遗憾。     

清帝眼中清官的行政能力及其政治教化功能

明清以来对清官的道德品质与行政能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 ,特别是清初康、雍、乾诸帝在心里鄙薄清官 ,认为清官道德操守虽好 ,但行政能力平庸 ,在官员的任用上尚能而不重德。但表面上又褒扬、奖掖甚至包庇、纵容清官。清官是官场道德之标的 ,具有政治教化功能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