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问题研究

研究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演变脉络及其独特性,特别是深刻认识中国三农问题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背景。充分考虑乡村振兴战略所涉及的各类资源要素的特殊性,研究资源要素-资产转换机制问题的有效构造,是乡村振兴推进及战略目标实现的重中之重。而要制定有效解决资源要素向资产转换的政策,关键是要理解各类要素-资产转换(包括不同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的内在机理,特别是动力机制和障碍因素。基于"要素-产业-资产"转换的基本框架,揭示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统筹整合的内在机理和影响因素,探求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发展的最优路径和管理模式,以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及质量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乡村振兴战略整体上看是一个农民、农业与农村联动问题,从"三农"问题统筹整合的视角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贫困指数:构造与再造

在评介Sen指数、SST指数和FGT指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综合贫困量度——R指数。它满足作为有效的贫困指数应该满足的各项贫困量度公理,贫困鉴别力优于三个比照指数;它既可求之于不分组的收入数据,也可用分组收入数据作估计。模拟表明,与FGT指数相比,R指数的直接法和模型法的计算结果更接近,因而更适用于以参数型洛伦兹函数为基础的贫困测量和分析。     

社会角色视域下领导形象管理分析

领导形象是领导在社会场景中塑造自我的过程,也是领导角色的成果展演,而领导角色的塑造主要是领导与下属在工作场景中互动的结果。领导在塑造形象时,要扮演好自己的领导角色,不要与下属随意建立私人关系,以防陷入角色陷阱,同时规避不良家庭角色形象对领导形象塑造的干扰。提升领导形象的路径主要有三条:在业务层面不断加强与提升业务能力,在认知层面区分工作场景前台和后台,在实践层面扮演好自己的领导角色。     

制度与信任形成的微观机制——兼评房莉杰《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

本文试图从博弈论的视角为信任的发生机制提供微观行为基础,并重新解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信任问题。信任是对交易关系中利益相关方可能采取的对各方都有利的合作性策略行为的一种概括化的、稳定性的期望,也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信任形成的关键是需要一系列触发机制不断地强化而形成稳定的预期。〖JP2〗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其涉及的农民信任问题解释时发现,大量的触发机制发挥了积极的反馈强化作用,如说服与政治动员、加大资助特殊群体、引入家庭账户、提高补偿程度、信息公开等。正是这些触发机制的正反馈作用,农民逐渐相信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及其他的医疗保险服务机构等,他们所采取合作性的策略行为承诺是可信任和期待的。     

儒家伦理与徽商的慈善行为

为了践行儒家的重教和仁爱思想,徽商兴办义学,筑桥修路和救济灾荒,彰显出他们的慈爱精神。从巴比慈善晚宴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商人的慈善精神的匮乏,这是因为他们缺失了慈善精神的儒家文化根源。     

论“衰老”的现代性指认--兼评 Lawrence Cohen 《No Aging in India》〔1〕

结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授Lawrence Cohen以印度为田野的民族志，分别阐述了国际与印度本土老年学知识建构中的权力关系，评析了家庭、国家内部“衰老”相关话语的渊源，并在此基础上批判现代性多重规范来源的局势建构和压制了老年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感，借以反思现代性导致异化的困局及其出路。     

我国“医药分开”相关政策研究及可行性政策的探索

＂医药分开＂是近年来医疗改革过程中的热门话题。在本文中,作者通过对医药分开的意义、问题、国内外发展过程及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分析,讨论＂医药分开＂的政策在我国当下的意义,探索其可能实现的具体模式。     

事实还是仪式？——新闻客观策略的局限性与对策

本文通过追溯盖伊.塔奇曼的新闻策略性仪式的提出以及研究现状,揭示新闻策略成为一种仪式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成为可能。同时,以塔奇曼理论为依据,从全球化、本土化和精英化三个语境讨论客观性惯例在应用时对于新闻本质的扭曲,探索在世界环境和传媒环境的剧烈变化的时代,新闻生产何以才能更好地完成其社会使命,提出一些措施能够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帮助。     

地方国企参与乡村振兴合作治理机制解析——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

超大城市郊区作为一种重要的乡村类型,其振兴路径尤其是产业振兴的经验对于广大乡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启示意义。本文聚焦地方国企参与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合作机制,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该模式突破了传统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政府一元主体结构,以股权为纽带,构建起政府、地方国企、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合作组织机制,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但“百村”模式作为将行政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载体,其治理在实践中仍表现为一种“作为管治的治理”。由于缺乏合作治理理念的价值引领,各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搭便车问题使得地方国企尚未完全发挥其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走向合作治理”可以被视作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体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取得认同、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在此理念下,需从组织机制、制度机制、价值机制三个维度着手进行全面优化,真正将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从而激发多元主体尤其是地方国企的活力,实现乡村产业更有效、更全面、更充分的合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