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视界中差异共同体之样态阻隔与建构

现实社会存在的差序格局和屏蔽机制，导致共同体内部的二元结构的生成以及群体符号边界的出现；这对差异共同体中多元主体的平等与尊严造成了损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加强共同体中的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与认同性整合，促进各个共同体的主体地位，以实现和谐发展的价值旨趣。     

当今《诗经》研究之困境与心理学的思考

当今《诗经》研究面临的困境有《诗经》文本的不确定性、历史文献与"地下证据"难以取舍、《诗经》中诗歌的起源观点的不统一以及《诗经》研究能否达到客观性等疑惑。国外研究者采用认知诗学等方法论对《荷马史诗》进行的研究,有深远的借鉴意义,而从心理的客观性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可成为《诗经》研究的新思路。     

市场的社会结构——场域理论对市场社会学的应用

强调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市场,是市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观点。如何解析"社会结构",本文提出了"制度结构"、"关系结构"与"建构结构"这三个可操作分析的维度。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与其经验分析的方法步骤中,发现"社会结构"的分层分析与其有逻辑嵌合之处。据此,在当前市场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中,"市场场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和可资运用的经验分析框架。     

网络赋权的双重性：形式化增能与实质性缺失——基于对社会底层群体的观察

网络赋权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其是否真实存在？以何种形式得以存在？不同的学者有着各自的判断，从而引发了学界对其的讨论。以《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为数据来源，研究发现网络对社会底层群体的赋权具有双重性：在形式上，网络赋予了底层群体自由的话语表达空间，可谓形式上的增能；就实质上而言，底层群体并未获得切实的话语权利，较其他群体而言依然处于弱势，他们在网络中的资源禀赋也未能有效地扭转自身的劣势。这种双重性是真实世界与网络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要实现形式赋权和实质赋权的统一，需着眼于从现实社会解决问题，修正和完善当下社会价值观，提升公众对底层群体的关注，并提高底层群体的网络技能。     

城镇化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研究

由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围绕“单位制”设计、户籍制度使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形成、合作化运动固化了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等历史原因,社会保障制度自设立之初便存在二元分割状况.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推进的速度明显提升,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停滞给城镇化加速增添了障碍.目前,我国的公共服务制度设计仍坚持身份和地域设计,因此,既要针对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出现的原因实施有效的统筹路径,又要使这种路径切实可行,挑战巨大.     

国有企业在体制变革中的嵌入性因素分析——针对西部地区国企A的个案研究

我国的国有企业很多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即使在已经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部分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及管理模式仍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经历了从普遍性的经营体制变革到“抓大放小”国家战略性调整以及后来的股份制改革等一系列的变革过程,应该说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新的经营、管理体制已经建立并正在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但是,由于受计划体制下“国有单位”‘集体劳动”“平均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国有企业改革仍面临着种种来自旧体制下文化“惯习”等嵌入性因素影响而产生的问题,甚至部分中小型国企一度陷入困境.笔者认为,这与其说是经济的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变革中国企A的嵌入性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以期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来认识在体制变革中国有企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我国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社会救助问题探究

在经济体制转型与农村社会变革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社会救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通过探讨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社会救助的优势,分析当前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社会救助存在的现实困境及其成因,进而对非政府组织如何有效介入农村社会救助提出一些建议,以期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社会救助中的积极作用。     

上海市对“支出型”贫困群体的综合帮扶研究

上海市民政局首次提出"支出型贫困",表明官方甄别穷人的方式发生改变。上海市建立市民收入核对系统,探索社区居民综合帮扶机制;深化分类施保,实行"保基本、可叠加、多组合"的救助套餐;健全就业、保险、救助和慈善的"四环联动",与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无缝衔接。上海市民政部门还在实践中创建出几种综合帮扶模式,如长宁区的"四医联动"基本医疗保障模式,虹口区的四项帮扶机制,徐汇区的"五可"帮困救助运作方式。     

城市治理中的“软法”逻辑：摊贩的 利益组织化与协商治理

流动摊贩与城管之间冲突频发的事实不仅对城市治理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而且对城管治理行动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城市治理中的暴力表征、内在对抗以及被扭曲的市场理性等,均表明流动摊贩的治理已经走入陷阱。摊贩经济具有自然和历史的合理性,其问题又兼具敏感性和矛盾性等复杂特点,重新认识摊贩有关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意义非常必要。与城管所采用的制裁威胁等“硬工具”不同,成立摊贩组织实现摊贩利益的组织化,并在此基础上促成协商性治理,是城市治理的软法。政府、城管与摊贩组织之间,组织与其内部成员之间应加强各种直接或间接形式的交互活动,将有利于多元治理主体“共治”的实践,推动治理创新向主要依赖水平化、混合化、关联化和合作化形式的转变。     

对“韦伯命题”的反思与再研究

韦伯命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界最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之一。余英时教授指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具有新教伦理精神,尤其强调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提供动力。余英时和韦伯都是在宗教教义中争论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对商人精神进行经验研究,后来韦伯学者和余英时本人也都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此文用徽商的经验研究检验韦伯命题,支持了余英时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