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认知与中国安全观念的创新——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俄双边关系案例研究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外交的任务、目标、方式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外交调整的结果。本文以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为例,以中苏(俄)双边关系的演变为线索,谈谈中国外交的“学习”、“认知”与“创新”过程,及其对中俄双边关系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我国外交学研究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如何区分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是外交学发展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兴盛的今天,外交是否有成学的必要,以及能否成学,是外交学人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试从成为“学科”的必要条件、中国外交学发展的现状、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区别和联系等方面,探讨中国外交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和任务。     

2016年版《德国国防白皮书》评析——“来自中间的领导”困境

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突显。以2016年版《德国国防白皮书》的发表为标志,德国将推行更积极的外交政策,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德国安全战略的指导理念是"来自中间的领导",即从中等实力地位和欧洲中心的地缘位置出发,通过合作的方式发挥影响力。然而德国外交在实力和地缘上的双重困境制约了其大国作用的发挥,鉴于目前欧洲陷入多重危机,"特朗普冲击"引发欧美关系和美俄关系新一轮调整,在此背景下,德国是否能够如愿带领欧盟走出危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导弹防御体系与二十一世纪亚太格局——一个历史的视角

世纪之交 ,美国加紧研究开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并和日本联合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由此引起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美国之间 ,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 ,以及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之间亚太主要三角关系的互动。从历史视角对这种互动关系进行考察 ,可以看出与二战结束、冷战形成时亚太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有许多共同点。回顾历史有理由担心 ,如果美国仍不顾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 ,一意孤行 ,亚太国际关系格局有可能重蹈冷战的覆辙 ,重演军备竞赛的恶梦 ,乃至导致亚太地区新的对峙     

进化论与国际政治——评达尔文主义对19世纪末国际政治思潮的影响

19世纪中期 ,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时期。这种变动主要是欧洲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 ,但是变动如何发生、向着何种方向发展却有很大的偶然性。 1 859年达尔文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 ,在欧洲的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本文认为 ,达尔文主主义通过对 1 9世纪后半期一些国际政治思潮的影响 ,强化了欧洲政治的现实特点 ,并因此对以后德国的崛起与扩张、列强瓜分殖民地的斗争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甲午战争前45天的晚清外交

甲午战争前,基于战略选择的局限性、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与成功的实践经验,晚清对日采取的"以夷制夷"战略具有必然性与可操作性。可见清朝未能成功避免战争爆发是有其他原因的。正是由于战争前45天晚清政府错误的外交思想,简陋的外交机构与混乱的党派斗争等因素影响,导致了晚清不仅未能避免战争,而且也未能充分进行军事准备。     

池田勇人内阁时期的日台关系

自从“日台条约”签订到 1972年“断交”的 2 0年时间里 ,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在冷暖不均与左右摇摆中走过来的 ,基础并不稳固。日本池田勇人内阁时期 ,对日台关系进行调整 ,即调整过于亲台的路线而转向与中国大陆友好 ,把施政的重点放在国内的经济发展上 ,积极推进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 ;但是由于“日台条约”的存在 ,中日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     

试析近年来中国领事保护机制的新发展

近年来,中国公民海外遇险遇难事件不断发生,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维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已被写入2 0 0 5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执政为民”和“外交为民”新理念的推动下,中国的领事保护机制取得了重大发展。本文阐述了领事保护机制发展的主要内容,取得发展的原因及中国领事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面临的难题。     

浅析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文化视角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冷战结果预测的失误表明完善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文化研究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视角。近年以亨廷顿、亚历山大·温特、江忆恩等人的相关研究为代表 ,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研究再次悄然兴起。本文在近年来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功能和作用结果做一简要论述     

试论小泉政府对华政策给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

小泉政府的对华政策,使中日关系降到了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小泉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这是向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受害国人民的挑衅。日本在战略层面上的改变非常明显:加速修改《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对华军事防范已进入了实施阶段。小泉政府对华政策导致中日两国之间在双边问题上的冲突日益增多,究其原因是小泉政府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转移国内对其政策的不满和压力,以维护他们认为的所谓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