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资支付法治化问题研究——基于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解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当前面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出现的新问题制定的一套具有规范化、权威性和有效性的法律保障机制。从农民工工资支付法治化保障机制的制度特点来看,《条例》的主体责任更加明确化,处罚方式强调规范化,监管过程具备严密化,监管主体呈现多元化。《条例》采取全程协同监管手段消除“灰色治理”的“梗阻”,用“法律红线”落实并明确各方的法律主体责任,以细化规定的方式打通工资支付的“绿色通道”,从而能够保障《条例》的有效落实。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条例》主要从实践逻辑层面上落实法治化保障措施:明确不同监管主体在监督检查领域中的职能定位,对用人单位实行严格的资格认定与法律责任制,在监管领域中始终关注劳有所得的民生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及其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近年来学界提出的词语和概念。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逐渐生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底蕴。其中,“天下观”“大一统”“和合”思想、“华夷一体”等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生成的文化基因。站位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叙事和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资源与文化支撑。     

论儒家关于“时”的思想及其生态伦理意蕴

儒家"时"或"四时"的思想包含了丰富的生态学知识,构成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基础。"时"体现了宇宙与生态系统运行的基本节律,自然万物随"四时"的演替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顺时""适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根本价值;"违时""失时"都会对人与自然造成损害。为了维护人与自然生存与发展的利益,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进化,就必须应时而变,顺时而为,与时偕行。因此,"时"就被赋予了丰富的生态伦理内涵,成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这是从"事实"过渡到了"价值",由"是"推出了"应当",凸显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人生最优化哲学论析

人生最优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科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人生最优观和人生最优化方法论的统一,或曰人生最优化哲学、人生最优学。人生最优化的取向要求是,最正确科学地认识、改造和创造世界尤其是认识、改造和创造自身,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生;基本方略是,立足人生,统筹兼顾,全面发展;实质要义是,按照人生最大价值效益取向与事物一定属性特点相统一的规定,向最好努力,向最坏预防;核心精髓是,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投入、消耗,获得最大的人生价值效益;目的归宿是,全方位创造、实现和拥有最美好的人生。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社会主义话语建构的范例,对于当下我们把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不仅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话语主题,而且确立了革命和改革、计划和市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和平与发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基本范畴。同时,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时,南方谈话所遵循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实践、不断创新、积极吸取传统文化资源等重要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本依据和方向。     

关于幸福研究的方法论分析--瞿秋白幸福探究的前提思考

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提出的“肯定的”与“否定的”幸福研究方法曾为学者们研究幸福提供重要理路,幸福与不幸也成为个人幸福探究的重要向度和尺标。马克思既从“幸福”的肯定方面出发阐释幸福,也从“幸福”的否定方面“不幸”出发来追求、实现幸福,这为从事个人幸福思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和思路。针对瞿秋白幸福研究的方法论战现象,以“疏离”为现实出发点,以疏离的“意识性转化”为实现路径,成为瞿秋白与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幸福研究的重要方法借鉴和理论依据。这不仅为全面认识诸家幸福思想提供导向,也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树立支杆,更为推进瞿秋白幸福思想研究———这一瞿秋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势的理论新探索和再创新确立现实存在性和发展前瞻性的意义。     

西方现代文明及其全球化逻辑的文化价值批判

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价值问题越来越成为哲学思考的重要论题。从人与文化的一体性关系来看,文化的根本价值在于"人本身"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以形而上学理性和资本逻辑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文明,其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却导致了自由的异化及人的单向度发展,这实质上是文化根本价值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与异化劳动的批判创建了唯物史观,将"人本身"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作为文化价值的根本诉求,揭示了文化价值的科学意蕴及现实展开道路。依据马克思的文化价值观来领会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对推进我国新型现代文明建设和实现人类文明的生态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实践对质的确定

实践确定质的依据是:第一、事物作为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的对象;第二、事物及其质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质兼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体现着主客观的统一。质由实践确定,其机理是:第一,事物的存在状态同人的实践需要相契合,事物的某些潜在功能和属性显化出来,被主体确定为该事物的质;第二,在实践中人通过思维把某一时间内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确定为系统质的某个方面;第三,事物被实践改造或重塑而形成新的系统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