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时尚中的文化变迁：以牛仔服与唐装为例

牛仔服伴随着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而来,唐装则复兴于繁荣的新世纪之初,本文以“牛仔服”和“唐装”的流行为研究对象,通过探寻其流行原因,来揭示服饰时尚中的文化变迁,并由此展现当今时代多元文化———传统的和现代的、全球的和本土的并存交融的形貌。     

周作人在民俗学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周作人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以其渊博的知识与见解在民俗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他的民俗学研究关注民众，贴近民生。从思想脉络上讲主要有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成分，同时也受到日本民俗学者的影响，更多地还是继承了中国传统风俗学的研究思想与方法。本文在梳理周作人民俗研究的目的及思想脉络的基础上，讨论其在民俗研究方法上的贡献，希望对现代民俗学研究者有所裨益。     

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探索

针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进行了探索.指出作为土地管理的经济手段,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经历了性质的变迁,从行政性的资源收费制度转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制度.地方政府在制度层面进行了规范性的制度设计,充分发挥了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形成多样化的实施细则.目前制度运行还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包括制度正当性不足及制度之间的相互矛盾.建议缩小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的征收范围,同时建立相配套的制度安排,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从总体上提升基层土地管理能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

乡村振兴战略是要服务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要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稳定的农村基础。 在不同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是不同的,尤其是 2035 年之前和2035—2050 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是差异极大的。 2035—2050 年的目标是全面乡村振兴,2035 年之前则是为乡村全面振兴打基础的阶段。 没有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就没有全面振兴乡村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分阶段实施。 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地方实践部门在解读乡村振兴战略时普遍误解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阶段性特征,有急于求成的倾向。     

新家庭农业的形成机制与现实影响

以安徽明村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发现虽然农村年轻人常年在外务工,农村的农业生产活动主要由留守在家的老人或妇女承担,但实际上,出于家庭和农业生产的双重需要,年轻农民工到了夏秋农忙季节大多会返乡接替家里的老人或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新的家庭农业生产和组织形式。这种新家庭农业通过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的有序分配,合理利用家庭中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实现了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从而提升了小农经济的效率,为农村经济、家庭和国家粮食安全都带来了有益的影响。     

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

家庭、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村教育主体结构。农村中小学生正是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而农村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和多发则与其变化相关。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不过问”逻辑；二是村庄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村庄交往中的村民相互“不得罪”的逻辑；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主义的“不出事”逻辑。这些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进而带来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阻隔，包括家庭与学校勾连的中断、村庄对学生和家庭监管的缺位，以及学校对农村社会的脱嵌。治理农村校园欺凌事件，除了法制和规范进校之外，还要搭建新型的教育主体结构，形成多元化、多主体农村校园欺凌的治理格局。     

论田野工作中的主体互动

以与大理周城白族村村民杨宗运先生的交往为例,从"互看"到"互识",又从"互识"到"互知"的相互理解与相互改变的过程中,阐述"自我"与"他者"在田野工作中互为主体性的复杂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进行自我观照的意义,进而从"人我相看中吸收教益",由此进一步理解田野工作的基本性质与路径。     

底层生态与生活重建:新市民社会管理中的社区介入

本文从底层生态的视角,考察新市民的社会生活。研究发现,由于工作性质、经济收入、个人禀赋、社会网络等因素所致,新市民群体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和碎片化特征。重建新市民的社会生活,需要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管理为切入点,缩小新市民与原城市居民两大群体的社会距离,帮助新市民融入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