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理论逻辑与法治保障——基于政府和市场的二元视角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应兼顾公平和效率价值,其中前者通过政府制度供给的方式维护,后者则由市场竞争机制予以保障,这是该战略实施的理论逻辑,其法治保障也围绕此展开。政府方面,中央政府应在尊重地方差异的情况下合理制定财政、金融以及产业政策方面的宏观调控法规,地方政府则应从城乡一体、户籍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其公共服务职能。市场方面,从微观层面来看应通过竞争执法与私人执行的相互协调具体保护各区域经营者的竞争利益;从中观层面来看竞争法应进一步发挥其"创造"竞争的功能,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来限制部分区域公权力对竞争秩序的妨碍;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应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从而在全国建立起统一、开放的竞争体系,实现整体竞争。     

竞争政策视角下我国公平竞争审查豁免制度的应然建构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豁免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就其应然建构而言,至少应从价值目标、制度构建和程序运行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价值目标层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竞争秩序作为基本价值,这决定了维护竞争秩序是豁免制度的优先价值选择,而社会公共利益则应是其第二位阶的价值目标。在制度构建层面,以事先控制为主的模式选择和以个案豁免为主的类型选择应成为最主要的内容。在程序运行层面,豁免制度应以防止滥用为总体要求,严格的程序控制则是实现该要求的现实路径,包括启动、审查、批准和监督程序在内的各个环节都应遵循这一具体思路。     

大数据时代垄断协议规制的法律困境及其类型化解决思路

大数据时代垄断协议呈现出智能化和隐蔽化的特征，前者是指算法成为垄断协议的参与者并有主导其达成和实施的趋势，后者意味着在大数据技术使市场透明度增加的情况下，垄断协议的形式将以默示合谋为主。这两大特点带来了反垄断规制在主体要件认定、主观要件认定和基本价值衡量等三个方面的法律困境，而依靠传统的概念思维无法有效化解上述困境，因此引入类型化规制思路成为一种可行路径。通过类型化规制思路的适用，协议主体要件应从算法或者其他计算机技术落实为其背后的设计者、改进者或使用者，同时对主观要件的证明也应从单一的沟通证据转变为以行为证据、经济证据为主，最后在基本价值衡量方面，该解决思路要求实现从经济效率维护到注重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变革。     

党组织内嵌国有企业治理的法治逻辑：理据与进路

党组织内嵌国有企业治理的提出，是中国政治现实和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存在正当性基础和法理依据。“政治—企业”联系的存在普遍而客观，正视“政治—企业”联系深刻影响着国有企业，就能以一种更为冷静、审慎的态度来管窥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国有企业的联系，并分析其在中国国情下的政治意蕴和法理基础。考察中国的政党、阶级与所有制可知，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现在并且将来也会一以贯之，从国企所有权、利益相关者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角度均可探源其法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需要将党组织内嵌国企治理放置于一种更为规范的进路来考察，可从注重党内法规、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确立法律原则基准，分类参与区别对待等三个方面达致法治化、规范化。     

竞争政策优先：新形势下的多维考察与证成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竞争政策的基础和优先地位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对竞争政策优先理论基础的剖析，明晰我国目前国情下实现竞争政策优先地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进一步促进竞争政策在我国的倡导和实施。具体来说，国家政策的保障、经济实践的需要、依法治国的推进、价值目标的融合、社会基础的转向均为竞争政策优先打下了基础，也为我国竞争政策的后续推进和扩展提供了可能的分析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