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孔孟治史态度之比较

孔子的治史态度是严谨的、科学的 ,孟子在治史方面却过于主观化、片面化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不同的修史原则 ,对待史料的不同态度 ,历史评价的不同标准。孔孟不同的历史观、身份和经历 ,是二人治史态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黄帝文化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流播发展

黄帝与黄河,一个是凝聚寰宇华人的人文初祖,一个是滋养华夏儿女的母亲河.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二者已然超出具象的人物和简单的自然物.黄帝与黄河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文化主体.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根脉同源,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种文化在发展的进程中具有同步性,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黄河文化兼收并蓄内涵式上升,黄帝文化流播演绎地方化发展."两黄"文化虽各行其道,却又殊途同归.     

朱元璋行廷杖的本质及心理分析

朱元璋开启明代廷杖,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自卑性格作祟,另一方面是他深谙廷杖折辱人尊严的本质,试图利用廷杖这一刑罚打掉士大夫官员的尊严、自信、人格与骨气,让他们再不敢抱有和君王共治天下的幻想,使他们完全依附于皇权,以实现皇帝个人唯我独尊的局面。以往的研究依据旁观者的描述去看待廷杖,将其看作是士大夫官员用来砥砺志节、激扬名节的捷径,其研究偏离了廷杖的本质。廷杖的本质在于折损士大夫官员的士人气节,打掉他们的人格尊严,从而给皇权制造大批忠实的奴才。朱元璋和他的继承者们也确实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是廷杖之刑对明代的士风和政治风气也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明代后期,折了气节的士大夫官员面对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的历史巨变,多变节自保,加速了明代的灭亡。     

中共建政前后豫西地区的剿匪反霸运动

剿匪反霸运动是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中共为巩固解放区新生政权,进一步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土匪、恶霸分子,打倒封建残余势力而进行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作为河南剿匪反霸的重点区域,豫西地区在中共领导下,建立起了广泛的剿匪反霸统一战线,将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并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其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封建残余势力进行了彻底的清剿,肃清了危害豫西近半个世纪的匪祸,使豫西地区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剿匪反霸运动的胜利,有效地巩固了解放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卫了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有力地配合了新区进行的土改运动,逐步建立起了基层政权组织,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县知事兼理司法浅析

县知事兼理司法是在民国时期新式法院设立不足的情况下，所推行的一种由县级行政长官兼理审判检察权的一种临时性司法救济措施。在实践过程中，该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上的黑暗。它是现代司法制度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屈从．中国转型社会的表现。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受近代东亚国际形势和外交秩序影响,光绪朝清廷开始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进行改造。时人为增强这一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清廷也开始用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去加以强化。此等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关系,但终难逃失败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挫败,不仅导致这一关系彻底终结,而且导致日本开始奴役中国和朝鲜。历史显示：中国富强发达不会给朝鲜带来威胁,相反,中国软弱却不利于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与安定。     

论冀鲁豫边区时期黄敬的群众动员思想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调派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他到任后,围绕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针对冀鲁豫边区的群众工作,就树立坚定的群众观念、群众动员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以及群众动员工作中存在的偏差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见,形成了独特的群众动员思想。黄敬群众动员思想极大推进了冀鲁豫边区的群众工作,成为边区依靠群众来渡过难关的重要理论指导。     

龏?诸器及相关铜器系联研究

传世两件龏?鼎与龏?觚应系同人所作同铭器,据此可以订正过去对鼎铭的有关误释和误解;从器物形制、纹饰及组合等角度来看,龏?诸器的时代应为商代晚期,而非西周早期。据以器物铭文、形制纹饰及出土地点等线索,可将龏?与河南辉县一带出土的子龏及子龙诸器加以联系,"子龏"与"子龙"实即一人,"龙"系"龏"之省;龏?方鼎及觚铭的"龏?"与女子觯(子龙觯)及龏母簋的"龏母"或即一人;"子龏"与"龏女(母),子"铭文同铸一器,二人或系夫妻关系;子龏应系子族,系商王室贵族,所任应系高级武职,其聚居地应在今河南辉县一带。据以文字和文例,"司"或"?"即"姒",系商王之配偶;"龏?"即"龏姒",系子龏之配偶,这与由铭文系联途径推定"龏?"与"龏母"为一人,与"子龏"系夫妻关系可交验互证。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