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冻的厚土与跃动的大地——李锐与李佩甫创作比较

山西有个李锐,河南有个李佩甫,这二李好象憋足了劲比赛似的,一个写高原厚土,一个写中原大地。这厚土是古老贫困,沉闷闭塞的,有一种深远久长的历史感;这大地是广袤无垠,丰富多彩,生长稼禾与万物,有一种鲜活跃动的现实性。同是写土,却因为这一块与那一块的不同,他们的笔下呈现出了不同的人文景观;同是写土,却由于他们的感情投入和审美视界的不同,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了两种不同形态的历史运动。李锐更多地感触了历史在现实中的浓缩、凝聚与积淀,李佩甫则敏感于现实对历史的偏离、背叛与抛弃。因此,李锐的厚土系列是不断挖掘与书写着的     

李白初入京洛考

唐代的东都洛阳,是仅次于西京长安的政治文化中心。开元、天宝时代,唐玄宗每隔一段时间,要来洛阳居住办公,朝廷大臣都要随驾前往,有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国家重大的政令,都是在洛阳举行和发布的。如开元二十三年春,唐玄宗在洛阳亲耕籍田,发布大赦令,下诏在洛阳举行科举和制举等活动。而这些重要的史实,却被一些李白研究者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他们特别重视李白的长安之行,而对其洛阳之行未能深入研究,我认为,李白在开元年问的第一次入京,不应是西京长安,而应是东京洛阳。他生平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活动,是在开元二十三年前后入洛阳欲历抵卿相、游说人主、献赋朝廷的政治活动。     

文坛千古两谪仙——李白与苏轼比较研究

在中国诗坛上有两位才华横溢,天马行空式的人物,那就是李白与苏轼。说来也巧,这两位绝代诗人,竟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蜀人,并且皆有“谪仙”、“诗仙”之誉。他们都是文艺上的通才,在诗、词、文、赋、书法等方面,皆有辉煌的建树。他们的诗歌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豪放不羁的艺术风格,并且,他们又各是唐诗和宋诗的代表人物。因此,比较研究这两位伟大诗人是很有意义和趣味的。     

新视野和新格局中的主流文学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一个属于文学社会学范围里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一直存在着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十分重视文学作品所带来的社会效果;但另一方面,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即使在实用的层面上也远未认真展开。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文学的总体结构,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的区分及相互关系,社会对文学的需求和文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对应和调谐,等等。本文试图从一个侧面对上述问题略作探视,希望能够引起关注和批评。     

寻找女人──周大新小说创作的潜在精神向度

寻找女人──周大新小说创作的潜在精神向度梅蕙兰（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在周大新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就是他善于写女人，也长于写女人。他笔下的女人，无论是主用、配角、用墨多少，也无论是他精心刻划的，还是大致勾勒的，大部能有灵有魂栩栩如生...     

李白与唐代的隐逸之风

李白与唐代的隐逸之风葛景春一、唐代的隐逸之风隐逸从上古时就有了，中国古代的士人说起来只有三种，就是儒士、侠士和隐士。隐士的流变性很大，真正甘心做一辈子隐士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是迫不得已才做隐士的。《新唐书·隐逸传序》把隐士分为三种：＂古之隐者，大抵有...     

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学术界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同前一时期文学的分界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使党的文艺政策作重大调整，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二、三中全会倡导的民主精神促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得到真正贯彻执行，使作家艺术家获得高度的创作自由，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营造了宽松和谐的良好环境。三、三中全会作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不是幡动，是心动——试用接受美学的观点重新阐释李杜优劣论

本文试用接受美学的观点，重新审视文学史上的李杜优劣论。历代读者由于受当时社会风气、政治观点、审美思潮及读者个人审美趣味、文化修养等因素的影响，对李杜有不同的评价。正是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李杜的不同理解和误解，才使得人们不断地创造着、生发着对他们作品意义的新的阐释。李杜诗歌正是在读者这种不断理解和误解的过程中，其作品意义在不断地产生“层累”式的迭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的作品才在一代代读者的心中得到了永生。     

论近代文人的金石之癖

论近代文人的金石之癖陆草（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说近代文人对金石爱之成癖，并非夸大其辞。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仲夏，当时任福建临汀（今长订）知县的刘喜海（１７９３—１８５２）曾不无得意他说：余素有嗜古癖，鬼金石文字积四五千种，为《金石苑》，宋人题名亦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