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利用2007-201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剔除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变量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一大因素,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对外贸易程度是影响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另一大因素,且影响十分显著;民族人口比重是要长期关注的政策因素,老年抚养比是不可忽视的制度因素。在分析了相关影响因素后我们得到了一些政策启示,这对于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必要的,且是可行的。     

媒体传播与非传统安全共生关系探析

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语境,媒体传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出重要价值及范式。媒体传播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互为条件,传播推动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变化,而非传统安全事态也影响媒体传播的议题设置,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媒体传播的导向。由此,研究媒体传播中的主体、内容与技术,媒体传播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互融互通关系成为思考媒体传播与非传统安全共生关系的核心内容。     

“获得感”提升视角下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困境与出路

教育扶贫力度的持续增加与贫困群体"获得感"的提升不相匹配,是当前民族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必须解决的难题。横向对比的剥夺感、生计压迫的无力感、文化否定的隔阂感以及"读书无用"的焦虑感,都极大地诱发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和不平衡心理。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精准度不高,是限制贫困群体"获得感"提升的最大障碍。总量平均的投入方式、一元性的文化范式、升学主导的教育模式和功利化的教育导向,一同把扶贫对象挤入了深深的教育疑虑中。要最大限度地提升扶贫对象的教育获得感,就必须结合民族贫困地区的区域特点和发展需求,强化贫困群体在教育扶贫中的主体性地位,提升扶贫对象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心智水平,培养其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能力。     

风险社会基层领导干部“污名化”原因及对策分析

基层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关系到执政党先进性发挥与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当下人民群众对基层领导干部存在一定误解甚至丑化，即基层领导干部的“污名化＇＇o在基层领导干部“污名化”背景下以风险社会理论为研究视角，分析基层领导干部“污名化”的原因、探讨维护基层领导干部良好形象的重要性并提出基层领导干部去“污名化”的对策。     

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

本文旨在考察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作为中世纪欧洲集权尝试的开端,克吕尼运动和格列高利改革分别指向集权的两个基本面,即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克吕尼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道德革新运动,其成功关键在于将集权作为道德革新的基本手段。格列高利改革将克吕尼的经验拓展至政治领域,一反遁世离俗的本尼迪克式理想,要求按照基督教原则改造现实世界,从而奠定了12、13世纪政教斗争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克吕尼运动为格列高利改革提供了思想条件和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克吕尼运动始终将自己约束在道德革新领域。究其原因,它的理想本质上是本尼迪克式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既是中国宪法理论与实践的焦点和发展目标及方向,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内容和重要突破口,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宪政建设的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与亟待推进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深刻的内在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是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应该成为当前全社会的共识.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能够进行“政策再制定”。他们通常基于规避执行风险或降低自身工作压力来运用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街头官僚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受制于国家政治导向、政策执行制度环境、地方官员的利益等外在条件,个人追求私利的考虑则相对影响较小。在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街头官僚只获得了象征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行动很难产生“政策再制定”的效果。通过展示影响中国街头官僚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政治逻辑,对于理解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困难具有启示意义。     

以人为本与宪政文明

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是2004年我国修宪的指导思想。2004年宪法修正案也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新政治理念和执政方式的宪法化。以加强人权与公民权的宪法保障是2004年修宪的主要内容。因此,2004年修宪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人本修宪”。这种“人本修宪”以其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和政治主体文明建设的协调统一,昭示了我国宪政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熟人社会中的关系资源与地方市场

基于社会学视角,对湖北宜城一个地方市场发展的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地方市场发展与熟人社会的特性紧密相关。一方面,村庄社会关系、地方性规则、社会网络塑造地方市场秩序;另一方面, 市场网络、市场规则、市场理性也在形塑地方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熟人社会中,社会与市场的互动呈现出从单向嵌入到双向嵌入再到动态互构的发展过程,而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和社会治理为市场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熟人社会与地方市场互动机制的理论化,拓展了市场与社会关系研究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命题,也能为当前乡村振兴中有效推进产业振兴提供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