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设计与行为选择——未入额司法官转公职律师制度研究

当下新一轮的司改要求实行不超过39%比例的员额制,员额制必然意味着部分现任司法官不能进入员额。这部分未进入员额的司法官并非不优秀,相反是具有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未进入员额的司法官如果既对于过渡期不甚满意,又对于新设司法官种类不可期待,更对于转任司法辅助人员或者司法行政人员没有兴趣,那么剩下的可能的道路就是离开司法机关。为避免司法官陡然集体离职对于司法工作造成的冲击,应该设置司法官转公职律师制度,以保持未入员额的年迈司法官的工作热情,激发未入员额的年轻司法官的工作干劲,延续司法机关对法学院毕业生的吸引力。     

预告登记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效力问题

实践中,预告登记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存在能否排除执行、查封后能否进行本登记、经预告登记的抵押权能否优先受偿、预查封后能否解除合同等问题。可将预告登记按权利种类分为所有权、抵押权、用益物权、房屋租赁权的预告登记,并分别阐述其在执行程序中所具有的不同效力。     

影响性事件促动刑法立法的理性审视

在刑事实体法的规范完善过程中,影响性事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影响性事件背后辐射出来的外在作用具有多元性,既对民众法律意识与司法裁判带来波及效应,同时也促动了刑法立法的修订完善.影响性事件的影响力渗透到刑法立法之中,可以产生修法动力并保证立法紧随时代步伐,但是也会带来刑法立法频繁化、碎片化、随意化和被动化的弊端.因而,应在影响性事件与刑法立法的利弊关系中予以权衡把握,通过审慎性、系统性、谦抑性和互动性引导影响性事件对于刑法立法方法的完善,从而让刑法规范不断趋近“科学立法”之目标.     

徘徊于教育刑理念和传统文化之间:缓刑制度的知识考古学检视

一国的缓刑制度深植于其传统社会文化中。我国缓刑制度虽应遵循现代教育刑思想指导,但百年来的缓刑实践表明,其立法与司法均深受传统实用理性及报应理念的影响。缓刑制度的实用理性主要表现为不以教育感化为目标,而以稳定社会为主旨。而缓刑报应结构的不合理,则导致其司法适用率及认同度偏低。应通过调整缓刑制度的规范结构来协调缓刑适用中的现代理念与传统思想的冲突;通过设置缓刑听证制度以减少庸俗实用主义弊端。     

《反间谍法》颁行后间谍罪认定的疑难问题研究

间谍罪在客观行为上并不需要和《反间谍法》关于间谍行为的规定作完全一致的理解。不管行为人是否履行加入手续,均不影响参加间谍组织的认定。同时,只要能从事实上确认其是从事间谍活动的组织或者间谍组织的代理人,即使尚未被国家安全部确认,也应当认定为间谍罪中的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针对间谍罪中主观"明知"判断上的困难,需要广泛搜集证据,科学运用推定的判断方法。在认定间谍罪时,要注意《反间谍法》关于"可以不予追究"的新规定。同时,如果行为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应当进行数罪并罚。     

我国初步证据的类型化适用及其规则完善

初步证据这一概念在我国立法及司法中运用广泛,却因其内涵不清、规则不明导致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初步证据的适用存在极大的随意性.通过对初步证据的适用情况进行梳理,可将初步证据分为证明紧迫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证明程序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证明前提性事实的初步证据以及证明要件事实的初步证据四类.其中,前三类初步证据发源于本土司法实践,与大陆法系的疏明规则相类似,可产生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降低证明标准以及转移具体举证责任的效果:而第四类证明要件事实的初步证据规范来源于英美法系,与我国司法实践已不相适应,应予修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