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者悖论的推理错误与重构

知道者悖论不是严格的逻辑悖论,而是一个逻辑谬误,推理存在漏洞。首先,推理的前提假设是错误的;其次,推理的时间秩序是反常的;第三,推理应用"由假得全"的逻辑规律,这样的推理是不足道的。通过理清推理的逻辑谬误,可以对这个悖论进行重构,从而得到一个严格的悖论。     

儒学“治国”之“道”与“术”的重新思考

以“德”与“天命”为核心的世界观支配着儒学的生活世界，直至乡土社会瓦解之前都还适用。随着西学知识体系垄断现象的出现，儒学如何衔接现代社会就成为一个问题。固守传统的知识体系难以对原有的世界观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中，“治国”是儒学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儒学治国的主要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以德性养成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通过对整个社会进行干预使得德性原则在社会每个点上都能发挥调节作用。儒学治理所分析的不是行为活动的策略规划，而是分析实现过程的历史逻辑，试图利用修身养德性来破解各种非道德领域关系。儒学经世致用的合法性取决于官方认定，但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推崇什么，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厘定。对于治国之“道”的笃信，使得儒学仅仅局限于“术”层面的反省。然而这远远不够，有必要重新反省“治国”之道与术的关系。     

论宗教成为中华文化未来创造方向的可能——唐君毅对“现代性”问题调适的一个尝试

面对“花果飘零”的悲剧性现实和西学知识分类体系独霸天下的局面,“反向格义”成为唐君毅阐释自己学说的无奈之举.他从儒学的“教化”之义中拈出“人文主义”以契合于现代社会,从而为中华文化面向现代找到“灵根自植”的药引.儒学的宗教性集合了西学体系下道德、宗教与人文的理论品质,能够协调人类在超越性与现实性方面的需求.因而,唐君毅将“宗教”视为中华文化未来创造的方向,并将“三祭”概念作为切入点加以阐释,明显具有“神道设教”的味道.     

逻辑和表征:核心价值的一种现代性视域呈现

站在一种现代性历史进步立场,就逻辑运思而言,核心价值蕴涵着内在聚敛和外在延展的同一性。它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中心和边缘的统一,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分别内蕴了自由、自为和自新的价值机理,表现出先进性与科学性、多样性和实践性、历史性和革新性等生活表征。只有在这三个层界中,人们关于核心价值的真知笃行才是可能的。     

施莱格尔浪漫主义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

施莱格尔早期哲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早期浪漫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首先,他批评现代文化坚持分析性和反思性的理性原则,导致自然的祛魅和人与自然的疏离。其后,他又对现代的理性形式进行了重新评估,通过将理性反思转化为浪漫诗的反讽,既保持了理性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又将这种否定的力量转化为一种让本真的自然得以不断显现的积极的力量。在以反讽为原则的浪漫诗中,自然不再是一个由量化的、分析性的理性建构出来的僵死的物质集合,而是恢复为一个活生生的、创造性的实在。施莱格尔的“浪漫诗”观念突破了古代与现代的截然对立,既批判现代世界的分裂和异化,高扬古希腊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同时又意识到,人类必须通过与这种原始的和谐状态的分离,才能最终在人的理性和所有其他自然禀赋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更高的和谐统一的状态。     

自然内在价值论辨

自然内在价值论者离开人来界定自然价值的根据和标准,这就是自然自身的、有目的的存在,即它们自己的＂善＂。这从语言逻辑上看是不可能的,从主体角度看是空幻的,从价值评判上看是荒诞的。人类是唯一配享目的性和至善的力量,人类理性完全可以颁布生态道德命令,也就是从实践出发,建立平等、公正、仁慈的,即理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才能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友好和谐。     

“统合孟荀”与重建道统的现代思考——从“朱熹是荀学”说起

如何把握荀子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看待荀子和朱熹之间的思想关系，是儒学思想道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牟宗三、李泽厚提出“荀子与朱子类似”、“朱熹是荀学”的论断。如此将朱熹与荀子归为一类的做法突破了人们的以往认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荀子与孟子、宋明理学的关系。本文试从梳理、评析牟宗三、李泽厚关于荀子和朱熹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切入，说明“朱熹是荀子”论断的重要意义，从探究荀子与宋明理学思想关系中思考统合孟荀、重构道统的理路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