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

崔颢之于黄鹤楼,无疑是一个文化符号。这归功于那首为人称道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赋比兴?过去的仙人已经驾着黄鹤飞走了,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悠悠的白云在黄鹤楼上空。     

从党章的历史沿革看百年大党的辉煌历程

研究聚焦历次党代会对党章的制定修改,从党史中探究党的成功之道.通过系统梳理、深入探究,从中不难获得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四个层面的重要启示.一是明理,从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中明白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二是增信,通过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而自觉增强信仰信念;三是崇德,明确了党章的功能地位和时代特色,自觉把党章作为根本依据和标准来加强党性修养;四是力行,通过学习增强党员意识、党章意识、宗旨意识,做到悟思想办实事.通过党章的历史沿革,总结发现百年大党的成功之道关键在于六个方面的重要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现代汉语制作义动词研究述评

现代汉语制作义动词均有表示制作行为的义项,该小类动词是从具体语义划分出来的。作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动词小类,制作义动词受到了学界的重视。最初关注制作义动词是与其他语法范畴连在一起的,比如结果宾语或者工具范畴。后来的研究将制作义动词以独立小类进行看待,代表性的理论视角有配价语法理论和框架语义学理论。对这两种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评述,总结其研究得失与经验,可为后来研究者提供参考。     

民族声乐作品中时代性的把握 ——以《我的祖国》为例

民族声乐作品的时代性,即作品与时代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个人因素和演唱方法三个方面.特别是面对如《我的祖国》这类经典时代作品时,把握作品中的时代性相关因素,是理解其时代性风格特点的根本之所在.     

西欧文学中的那耳客索斯母题——与主题学相关的几个问题

路易丝·文奇的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从奥维德时代到19世纪初那耳客索斯形象的多重意义,重点分析了神话故事的原型意义及相关联的三个母题:影像母题、错觉(或幻觉)母题和认知母题。认为自12世纪该主题即被确立,此后几个世纪里影像和错觉(或幻觉)母题得到强化。那耳客索斯形象是骄傲的傻瓜,他被虚假的快乐和表象所欺骗,而认知母题几乎被忽略。14世纪的新阐释,那耳客索斯则成为善于遗忘的男人; 15世纪则成为关注美的物质形态的男人; 17世纪强调这一形象的情色和感性元素; 18世纪讨论了两种自恋的区别,一种指向自我认知和对人性的认识,另一种是导致贫乏无知。该著还提出了关于"历史"主题的概念,以及关于题材史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价值的问题。但该著并未揭示"那耳客索斯"母题的本质。     

诗歌在我的面前, 永远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 ——自述《诗耀中华》

《诗耀中华》观海编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诗歌有着极为独特而崇高的地位。诗歌,是人类抒情表意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诗大序》评价古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国人早就认识到诗歌是抒发情感、表达意志的重要方式;有人说,诗歌是文学语言的最高形式;有人说,诗歌是文艺皇冠上的钻石;有人说,诗歌是天才大脑里生出来的文学珍宝……诗歌对于我来说是神秘而神圣的。     

古典的遗传——论现当代作家对《定婚店》故事的重写

现当代作家对《定婚店》的重写主要表现为继承与改造。就继承而言，体现在作家们对故事情节进行敷演、套用其预叙手法和移植“婚姻定命”观。就改造而言，则表现为革新故事主题、拓新处理情节及凸显地域性特征。《定婚店》在现当代作家笔下发生变化，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作品接受者的审美心理有关。这一文学现象，揭橥古典和现代之间相互影响，古典为现代提供肥沃的创作土壤，而现代也在摄取与融入中扩容了古典。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索如何在古典和现代之间发挥更大的艺术效力，开拓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创作出更深邃的文学经典。     

国际比较文学的新格局：中国学者的贡献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当代传人佛朗哥前几年在一本新著中提出，当今比较文学的一个大趋势就是跨学科研究：其一是文学与科学，其二是文学与其他艺术。他在结论中呼唤一种比较美学的诞生。显然，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最保守的法国学派学者也认识到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并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十多年前曾认为，比较文学学科“扮演的是为乐团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但最近十年报告的主持人海斯却没有对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现状给予高度的评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者在致力于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跨界比较研究的同时，却在科技人文的跨界研究中反应迟钝，且著述不多。这与人文学者所受到的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的训练不足有很大关系。这正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新文科视域下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并发挥领军作用的一个极好机遇，在这方面，中国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已经而且将继续为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     

1920年代“赤都”莫斯科的《新青年》阅读场之构建

《新青年》多达千余人的留学苏联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学员由于倾向于革命政治教育，无疑是最为特殊的《新青年》阅读群体。旅莫群体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习，是能够在理论上而非政治实际上对《新青年》进行批判、辩论等价值重估的。从阅读角度来看，《新青年》是该群体出国前思想启蒙的阅读文本，也是在苏联时期国内政治信息交流的阅读文本，更是其归国后重新审视国内政治的文本，因此显得异常重要。留苏群体所构建出来的《新青年》阅读场域无疑有别于国内，以留苏所接受的“先进”理论的审视多于国内阅读的政治引导。从该群体对《新青年》的阅读、接受、批驳等舆论，也可以观察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政治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