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能过剩防范的逻辑分析与路径选择

通过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从化解过剩产能阶段全面转入防范产能过剩阶段,防范产能过剩具有长期性,需要采取可持续综合措施。从产能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增长、行业资本产出比、高质量制度供给、工匠精神铸造以及产能利用统计等多个维度分析防范产能过剩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防范产能过剩的路径选择。     

外资企业进入、政府补贴与产能过剩 ——基于FS、FP、SP和FSP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的研究

通过构建FS(外资企业-国有企业)、FP(外资企业-民营企业)、SP(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FSP(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四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研究各类企业的产能策略选择.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是导致我国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在四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国有企业均出现产能过剩,同时,其产能过剩程度与政府补贴呈正相关关系;外资企业在FS、FP、FSP三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受市场竞争主体的影响,选择不同的产能策略;在FSP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国有企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则出现产能不足.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去产能,还能弥补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能不足.最后,本文在坚持政企分离、发挥市场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去产能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产能有限的供应商主导的双渠道分销策略研究

在供应商产能有限的背景下,研究供应商的最优分配策略和双渠道分销的问题。根据期望利润最大化建立供应商渠道分配模型,依据纳什均衡确定供应商的最优定价、最优产能和最优分销策略。结果表明,在双渠道策略的情况下,供应商应该优先满足销售企业的销售量。若供应链的销售量恰好得到满足,供应商应该按最优产能生产。供应商的渠道选择与供应商产能、供应链各节点的盈利能力和生产成本有关。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加工贸易企业升级路径分析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郁，中国内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一定的不可持续性和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失，中国加工贸易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和低生产率问题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随着外部贸易环境、国内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推动加工贸易企业升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分析中国加工贸易的起源、发展和现状，描述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加工贸易的若干特征和“低端锁定”问题，引出了融资约束对企业经营决策、出口行为以及企业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影响，并围绕以生产过程、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为主的产业内升级和以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特征的产业间升级两个角度，提出了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攀升的路径。研究认为，着重强调人力资本积累、本土企业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以及自主研发能力的培养，同时结合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等现实背景，实现东西双向开放，塑造以我为主的包容性的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等，是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升级的路径和新机遇。     

泌阳凹陷泌301 井区不同流动单元产能分析

在沉积微相、储层物性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孔隙度、渗透率、流动带指数等参数，对泌阳凹陷赵凹油田泌301 井区核三段油层组进行流动单元划分。依据流动带指数的大小，将研究区目的层段划分为A、B、C、D 和E 等5 类流动单元。通过研究发现，各类流动单元与物性、岩性、沉积微相之间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同时对不同流动单元产能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单元的划分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储层物性差、非均质性强的地质特点，单井产能与流动带指数有较好的乘幂关系，不同流动单元产能差异较为明显，物性最好的A 类流动单元产能最高，物性最差的E类流动单元产能最低。     

社会营销理念约束下企业产品功能过剩规避策略研究

与市场营销极度追求消费者个性需求及企业自身利润的思想不同,社会营销理念关注消费者、企业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然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多企业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以不断增加产品功能作为竞争的筹码,使产品功能过剩问题愈演愈烈。从产品功能的基本属性与顾客对产品功能的需求感知着手进行研究,深入剖析企业产品功能与顾客需求的匹配机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战略、技术以及营销层面的活动进行优化,以社会营销理念为指导提出企业规避产品功能过剩的对策和建议,以实现消费者利益、社会效益与企业收益的有机结合。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实证描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或机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前置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对中国目前及将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状况的研判，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两大长期的基本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两大基本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和更加复杂。因此，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退休制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产业机制及生育政策等，方能更好地收获人口红利。     

新常态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产能过剩的调整为例

新常态下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产能过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过剩问题具有必然性，我国具有市场机制下发生产能过剩的共同原因和因素。借助市场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国当前由特定原因形成的产能过剩，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产能过剩的内在可能性和原因。因为市场机制同样存在有限性和副作用，甚至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引发产品和产能过剩的环境，而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存在不少问题，回顾过去几年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的成效并不太显著。从长期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将政府的指导、调节与市场调节机制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新一届政府在新常态条件下既努力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也采用有限的适度调节即“微调”政策，适合我国新常态特点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已有的宏观调控理论实现了发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