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自信”何以可能？

中共自信的实力,来源于中共政权本身的合法性。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有三个维度:一是理论合法性。中共的理论合法性只能寓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共理论合法性的优势将荡然无存。二是道路合法性。道路目标的确定性决定了道路在逻辑上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保证了中共执政的道路合法性。三是制度合法性。中共执政的制度合法性绝不能以所谓"宪政"为标准,而应当以"立场"为标准。这个立场,就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守和贯彻。     

从制度层面看建国以来我国的宪政建设

从历史角度概括了建国以来我国宪政建设在制度层面所取得的成就,从制度层面分析了宪政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未来我国宪政建设在制度层面的发展趋向。     

中国宪政体制下检察权独立的科学内涵新探

在中国议行合一宪政体制下,检察权独立的首要价值目标是法律监督权的公正行使而非司法公正.检察官独立是检察权独立的核心内容,而不应简单地强调检察权的整体独立.以违宪责任方式制约检察权是检察权独立的重要内涵.     

论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

曾宪义发表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上的《论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一文,让人读后耳目一新。该文较好地阐述了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的关系,分析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权利发展方面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提出了为保障民族权利,加强宪政建设的主要途径。综合考虑,该文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新观点值得关注:(一)在界定民族权利的基本内容中,除了肯定民族生存权利、民族自治权利、民族公民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外,还特别强调了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权,特别是经济发展…     

论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

本文阐述了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的关系 ,分析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权利发展方面的新特点和新问题。作者认为 ,为了进一步保障和发展民族权利 ,必须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的宪政建设 ,处理好民族自治权与民族其他权利的关系 ,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的关系 ,处理好秩序稳定与自由权利发展的关系 ,处理好基本权利制度与具体法律保障制度的关系 ,加快民族权利法治化建设的步伐。     

宪政视野中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监督

宪政是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监督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石和价值准则,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监督制度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应在宪政原则指导下建构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监督体系.文章从监督主体、监督对象及内容、监督形式等方面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监督制度存在的疏漏及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实证分析和探讨,以期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方法.     

金融市场投资者保护的三重契约框架——以宪政为视角

传统"法与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核心在于对外部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投资者保护水平的跨国差异导致了各国多样化的金融发展模式和金融发展水平,采用跨国数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法律起源是影响各国投资者保护程度的重要因素。从宪政视角看,法律起源于普通法还是大陆法并不重要,金融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机制是否有效,真正有价值的是一个在更广阔意义上理解的执行机制,这样的执行机制就是宪政体制。宪政框架下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约束,立法中立、司法独立、信息自由流通,投资者权利才能真正受到尊重和保护,从而使金融市场顺利发展。构建金融市场投资者保护的三重契约框架是解决中国金融市场投资者保护的现实困境的有效变革之路。     

人性假设与公共行政思想演变

人性假设是一切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从人性假设出发审视公共行政思想演变是阐释公共行政发展史的重要视角。以公共行政学科建立为界限,公共行政思想演进历程可分为前公共行政学时期和公共行政学时期。从人性假设出发,可以了解前公共行政学时期在性善论影响下的中国政治与行政思想的内控型特征,在性恶论影响下的西方政治与行政思想的外控型特征,以及公共行政学时期以性恶论为基础的经济人假设、以性善论为基础的社会人假设、以人性善恶二重性为基础的复杂人假设对公共行政思想中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及其二者整合的影响。     

布坎南混合型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演变——从契约理论到知识理论

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布坎南的宪法理论发生了明显的奥地利学派化,他淡化了“维克塞尔模式”的内容,而扩展了“哈耶克领域”的因素。布坎南将知识理论引入了自身的研究纲领之中,试图与原有的契约论方法形成互补。契约理论与知识理论的结合产生出了一个混合的宪政经济学研究纲领。由于布坎南坚持使用理性方法来解决立宪时的知识问题,新的研究纲领存在内在的紧张。实质上,紧张源于在规则问题上两种进路——“休谟-哈耶克”式的不可知论与“康德-罗尔斯”式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冲突。康德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强调以理性来设计规则,而休谟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则主张规则的自发演化。哈耶克和布坎南的工作都是综合性的,相对而言,哈耶克更偏向休谟,而布坎南则更接近康德。     

论“春秋决狱”中的“司法审查”因子

在现存的“春秋决狱”事例中,只有一例是董仲舒直接以儒家经义对抗君主命令做出的超越法律的判决,而仅此一例又可证明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的践行,其他五例都是运用儒家经义解释实在法律,进而深化或细化法律规定、纠正法律的偏颇或者弥补法律的缺失。中国古代“引经决狱”的事例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枉顾法律、非法司法的司法恣意,相反,却是一个依凭“高级法”理念,通过运用解释技术进行司法造法,进而试图以司法制衡立法、限制行政的“能动司法”图景。“春秋决狱”中内含的“司法审查”因子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传统法律资源,为破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良性违宪”或“公民不服从”难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