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分类聚 攻心扼吭——对《斐德若》中诗歌分类的思考

苏格拉底把诗歌划分为属人的诗歌和属神的诗歌两类:第一类型诗歌是通过技巧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再模仿,由于这类诗歌是技艺型的诗歌,诗人被划分到第六等级之中;第二类型诗歌则是凭神附的诗歌,诗人凭借着神的临幸创作出优秀的诗篇,这种诗歌是诗人在看到理式世界后浑然忘我创作出来的,相比于第一种类型的诗歌它显然具有优越性,诗人被划分到第一等人中。与哲人的迷狂不同,哲人的迷狂是他人看起来的迷狂而自己的清醒。苏格拉底这种对诗歌的划分,不仅符合了哲学的特性——在讨论之前首先要对某一事物进行定义分类,而且为以后对诗歌的逐次批判奠定了基础。     

陶渊明“神辨自然”生命哲学再探讨

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是其生命哲学的表述,包含着丰富的思辨性。陈寅恪、逯钦立两家分别从名教与自然及形神观这两种思想背景中寻求解释,标志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高度。唯以往研究,注重形影神三范畴内涵的分析,对组诗小序所示的"神辨自然"四字之真义,未有透彻的分析。其中包含多重思辨层次:首先,陶渊明将传统的形神相对的生命学说结构改造为"形""影""神"三个范畴,在此将魏晋流行的形神说与名教自然说两个思想脉络结合起来,并且将"神"从传统的生理、生命元素的概念,提升到一个包含着主体精神、最高理性内涵的哲学范畴;其次,陶渊明通过对形所代表的旧自然观的辨析,提出《神释》的新自然观,这一新自然观同时是针对东晋门阀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主流的思想,显示出陶渊明对玄学自然观原旨的继承与发展。     

敦煌古藏文医算卷“人神”喇(bla)禁忌研究

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献涉及医算的写卷Pel.Tib.1044和Pel.Chin.3288中都载有"人神"喇(bla)禁忌的内容。前者只是原则性地提到人神禁忌,后者不仅讲了原则,还罗列了每月30日的人神禁忌。对这两个写本做转录、翻译和必要说明,并与敦煌汉文写卷中的人神禁忌内容做比较,对汉、藏文人神禁忌的异同、藏文人神禁忌学说的可能来源以及藏文写卷的历史年代等问题进行研究很有价值。     

“故宫男神”揭秘古钟表修复技艺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让气质儒雅的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被网友封为"故宫男神"。前不久,王津受沈阳故宫博物馆的邀请,做客"沈阳故宫学术讲坛""名家大讲堂",为沈阳市民带来故宫古钟表修复技艺讲座,揭秘古钟表的修复。"作为明末以来西学东渐下的产物,文物钟表是故宫博物院众多文物库藏品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种类,是反映明清时期中国宫廷中西文化交流盛况的重要遗存。     

“汪公菩萨”信仰空间扩张的人类学考察

从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社会的"祭祀圈"与"信仰圈"概念出发,以20世纪80年代民间信仰恢复以后的高湖村"汪公信仰"田野资料为基础,将信仰空间从"祭祀圈"到"信仰圈"扩张过程与"汪公信仰"发展历程相关联,通过对汪公出会仪式过程的描述以及对祭祀对象"汪公"从"私家神"到"村落神"再到"区域神"信仰空间格局扩大的研究,阐发地方性神灵在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建构的积极意义,为助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些思考。     

乡土文学第三条道路的探索: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写作

阎连科早期的创作是以较为直接的方式书写乡土中国的内部权力构造,后来阎连科愈发感觉到现实主义成为阻碍其突破的枷锁,因此后期写作出现明显的转变,此时想象力成为阎连科创作的基础,并自创了"神实主义"。阎连科试图以一种不同于过往的文学表述方式,重新去关注中国这块土地,乃至整个民族、人民的命运。包括阎连科在内的许多乡土作家在书写乡土时,都不再满足于只是进行简单的陈诉,而是融合神话、寓言等方式去呈现这片土地上的一切,这也是对乡土文学第三条道路的探索。     

忽必烈博弈北条时宗——战略管理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复合视角

13世纪,蒙古人掀起了一场征服风暴,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辽阔帝国。成吉思汗孙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为使日本臣服,先后五次遣使日本未得到回应。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年轻气盛,坚拒诱降,下令将第六次蒙古使节团处决,忽必烈遂于1274与1281年两次派大军跨海攻日,北条时宗召集各大名军队在九州博多湾沿线修筑工事抵抗。因蒙元军后勤不济等原因,两次战役进入僵持阶段后突遇特大台风导致蒙古舰队倾覆沉没,损失惨重。两次远征未完成忽必烈将日本纳入蒙古掌控体系的目标。战后两年,34岁的北条时宗病故,镰仓幕府因无法封赏抗元有功的武士而统治基础动摇。忽必烈也因安南用兵放弃了第三次征日。此战是大陆国家向岛国跨海远征,战役距离、规模与作战复杂程度在冷兵器时代罕见。日本所称モンゴル襲来(蒙古袭来)作为刺激民族主义的素材,流传的"神风"影响至今可见。从文化人类学看,封闭环境对外界本能式的过激反应对事态恶化难咎其责,而战役本身因触犯了战略管理学与军事上若干大忌而已预设结局,却以其余波撬动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