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李嘉图笔记”与李嘉图难题——《伦敦笔记》中经济学思想实验研究

在"李嘉图笔记"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是揭露资产阶级社会剥削本质的经济学入口。但是,他更关注这一正确的经济学基石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地缺席于可见的近期经济学表象中。马克思发现,一旦李嘉图讨论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具体经济活动时,这个劳动价值论就会被悄悄遮蔽起来,商品、货币和资本与劳动本身的关系畸变为不同生产物质要素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李嘉图不能理解,资本关系不是物,而是一种支配性的生产关系。他无意间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属于资本家的这些物性对象,本质上都是过去工人劳动的产物。并且,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在新的生产过程中的运作,仍然是由活劳动推动的。这一发现必然使马克思走向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     

宁波海丝文化平行语料库的构建及应用

宁波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有着长久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和丰富的海丝文化,而对于宁波的海丝文化进行的系统研究和梳理还有待加强,对宁波海丝文化的对外宣传更要重视,意欲对宁波海丝文化的英汉双语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并建设平行语料库,且对该语料库的应用价值加以分析.     

论平民意识与清代聊斋戏改编的市井趣味

"聊斋戏"的改编对《聊斋志异》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聊斋志异》之所以被屡次改编为戏曲,是因为其本身的戏剧性或戏曲意趣。以聊斋戏曲改编在清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康熙阶段独唱,乾隆时期渐有和者,清末形成改编热。聊斋戏的改编为《聊斋志异》提供了很好的改编方式和演述形态。改编者们非常注重普通民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口味,为适合乡村表演,他们不惜牺牲文采性,而强化其通俗性。在这种平民意识的影响下,《聊斋志异》戏曲改编也呈现出平民化特色和市井趣味。     

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论析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解释存在局限性。为此,借鉴中国安全外交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概念。其内涵指国家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借由双边或多边协同方式展开安全合作,以期达到地区或全球层面公共领域的安全状态。它具有四个"统一"特征,即在观念层面呈现国家自我定义与国际社会认知的统一;在行为层面呈现国家主观自觉与国际社会客观要求的统一;在状态层面呈现国家承担国际公共安全责任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效应层面呈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在吉布提建立保障基地,是中国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理念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逐步影响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格局的变革。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     

体演文化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应用——以菲律宾帕多中学为例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必不可少,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吴伟克教授提出的体演文化教学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该教学法主张引导学生通过体演的方式进行目的语情景演练,从而培养交际能力。以菲律宾帕多中学为例,探讨此教学法在文化教学中的应用,教学效果显示,该教学法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汉语学习兴趣,使口语表达能力显著提高,为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打下了良好基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方法。     

批判创造视野下的中国个体异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0-191之中国化实践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消除中国传统个体弱创造之异化问题，也在于发现中国传统文学个体的创造经验，提炼出“个体化理解世界之创造”［1］的观念。中国现代个体在追求文化的自我实现过程里，从自身感性生命经验与文化性生存体验的矛盾张力中洞见自我“个体化理解世界”的独特问题，以之实现对儒道文化的批判改造，不仅可以形成中国现代个体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且可以促发中国现代个体文化哲学的建构。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