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论历史演义的虚构性

明清时期对历史演义的性质存在着争议,有些评论家认为历史演义是正史的通俗版,因而极力反对在历史演义中进行虚构。但大量的创作实践证明,为了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历史演义不可能句句依傍正史,必然在细节描写、心理刻画、语言描写、环境烘托等方面进行虚构,从而使历史演义成为虚实结合的历史小说。     

《三国志·魏书》札记（之一）

《武帝纪》史文对曹操的称谓《武帝纪》史文对曹操的称谓，有“太祖”、“公”、“王”三变。建安元年（公元196）冬十月之前，曹操的官职均在三公之下，而且变动较多，如果以实际的官职来作称谓，纷繁的名目将使读者为难。此外，这些中低级官职，也与曹操作为曹魏王朝奠基者的显赫身份不甚相称。因此，陈寿便以《武帝纪》起头的“太祖”二字，即曹操后来的庙号称呼之。建安元年冬十月曹操升任司空，自此开始史文改称“公”。在当时，     

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

通过对"合本"与"子注"相关文献的考察,认为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以"广义合本子注"为线索,进一步指出陈寅恪先生"合本子注"概念中的"子注"实为"子本"。"合本子注"的提法不够严谨,其含义实等同于"合本"。最后指出,陈氏从佛学而非经学中寻找《洛阳伽蓝记》等书的体裁渊源,与其对史料的重视有关。     

宁远平话的入声研究

宁远平话保留了入声调类,但是入声的来源复杂,除了中古清声母入声字今读入声外,少数浊声母入声字和某些舒声字在平话中也读入声,通过历时来源和现时分布的考察,可以发现宁远平话的入声演变是从浊声母和送气声母开始的,主要元音是低元音和复元音的入声演变比较快。入声通过连读变调,官话的影响继续演变。     

黄承彦：三国时期一流的“产品经理”

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的老婆叫黄月英，又名黄婉贞．《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对黄月英为数不多的描述都集中在一个字：丑。要知道．当时的诸葛亮．在还未出山之前就已经家喻户晓．年轻．长得又帅，博学多才，按理说．身边应该是美女如云、莺燕成群．怎么会娶一个丑女为妻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他就是黄月英的父亲黄承彦，正是他用高明的营销手段，成功地将自己的丑女儿“推销”给了诸葛亮。     

纣王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历史上的纣王本是一个功过参半的悲剧人物,但在后来的文化典籍中却越传越坏,以至于言暴虐不仁之君必举纣王。宋元以降,在讲述武王伐纣故事的系列作品中,纣王因失德而失天下的暴君形象是一以贯之的,但又同中有异:《武王伐纣平话》中的纣王形象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列国志传》中的纣王形象呈现出向正史回归的倾向;《封神演义》中的纣王形象则是"善端"与"虐政"的化合体,深受宋明理学尚德斥法、崇王黜霸及"君心"决定论等思想的影响,纣王形象发展至此基本定型。在此后的其他宫廷或民间说唱演绎作品中,对纣王形象的塑造基本沿袭了《封神演义》的写法。     

四海究竟在哪儿

中国古书里“四海”是个常见词，从中还延伸出海内、海外，如《三国志》里讲：“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唐李绅诗云“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试析《三国志》裴注中的注音

裴注在正文中为生僻字、多音字注音,采用直音、反切注音,共70例。直音有38例,反切有32例。     

从语言探讨三江六甲人的族源

六甲话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六甲人所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汉语方言。它有自己独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通过六甲话与客家话、闽语、平话、粤语的比较 ,以及结合文化历史来看 ,六甲人属于汉族 ,族源呈现多元化 ,可能来源于长江中下游 ,属官方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