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制度保障——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探索

领导着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共,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对用民主政体取代专制政体的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中共通过自身的政权实践,并对各种民主政体权衡比较兼收并采后作出的最后选择。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不但直接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民主政治的最高原则,并且因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而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这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后构成了完全形态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体系。     

论现实哲学与实践中道

哲学是在实践互动中对现实实践的高度概括 ,其现实意义是形成关于一定实践方式的既有社会普遍性、又有历史连续性、同时也具有鲜明时代性特征的现实标准 ,即实践中道。这种实践中道在实践的互动互生中追求实践的现实标准 ,与传统中庸论通而不同 :它寓主体性与实践互动之中、寓实践互动于一定的相对稳定的实践方式之中 ;与西方近现代、后现代哲学理念也是通而不同 :它立足于实践本身的信息化、社会历史化发展而追求现实的实践标准 ,超越了近代以来以主客二分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化思维及其形而上学 ,将哲学彻底融入社会实践之中 ,并在实践本身的有效互动中实现哲学的自身价值     

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比较研究

通过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古代日本的贡举(科举)实际上是作为荫位制的一种附属形式而存在,从这个侧面可以发现日、唐政体的异同,探究古代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     

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战后毛泽东建国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抗战开始后 ,毛泽东的建国理论逐渐成熟。从抗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毛泽东的建国理论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是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提出并丰满完善 :第二是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在实践中得到调整 ;第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毛泽东建国理论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从反封建的提出到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运作

过去我们常常把国体和政体看成是一个紧密的联结体,其实,国体和政体是经常分离的,政体和社会形态也是经常分离的.民主政体可以和奴隶社会、中世纪的城市、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结合起来;专制体制也完全可以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个别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个别时期结合起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国体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在政体上存在着封建主义,我们还面临着反封建的重要任务.为了顺应反对封建主义残余这一任务,为了更有操作性,他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目标.他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指明了可操作的路径.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就是中道"思想解读--读《尼各马科伦理学》有感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是其伦理学思想的代表作,书中阐述的重要内容之一:“德性就是中道”,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与德性相关的选择性、实践理性以及与社会性生活密切相关等特点。这些对当代道德教育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前苏联普力夺政体对组织管理的启示

苏联解体某种程度上说是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全民党”和“多元化”执政的后果，是苏共70年执政路线反复调整，在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实施“民主制”、“全民党”等急速扩大政治参与性政策的结果。在组织管理过程中，当制度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倡导“公开性”、“民主性”和“多元化”同样可能导致组织的解体。     

司马光《潜虚》的世界

《潜虚》是司马光的未完之作,系一部篇幅较短的象数类作品。本文首先对《潜虚》文本进行了甄别,认为今本《潜虚》虽由后人补完,但其结构是司马光本人确立的。其次,本文跳出道学谱系,重点研究了《潜虚》的理论与现实语境。《潜虚》以象数的形式回应了北宋中期普遍的理论问题:如何统合天人。其答案,即天人法则的一致性,则构成为唐宋思想转型中的重要环节。《潜虚·体图》不仅仅是司马光等级名分论、君主核心论的简单呈现,更是以"政体"说回答了他晚年所面临的最大政治困境——王安石变法。《潜虚》针对的是当时最为迫切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宋代思想史与政治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以优良政体承载国家理性

2011年，我们目睹了许多民生、社会与政治现象，包括物价上涨、广东村民维权诉诸大规模集体公共行动、动车事故及其调查和处理，以及中关关系和东海、南海局势，等等…。2011年，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思想界的焦虑、社会治理的局部改良、某些领域展现的有限政治善意，等等。同时，2011年我们看到，政经领域的腐败依旧触目惊心，时有大案爆料，官民关系高度紧张，让大家既见惯不惊，又愁肠百结。     

汉代司法思想史研究的两个侧面——《淮南子》与《汉书·刑法志》中的司法思想初探

《淮南子》一书认为,司法的正当性在于司法活动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司法不仅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该书还将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当成了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条件之一,甚至将“贤人”(道德高尚的人)司法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论述,并将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结合起来,其中揭示了一个道理——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使司法权者的道德素质.《淮南子》还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促进政权的稳定；国家司法权的地位在于辅助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教化权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后者不能取代前者居于主导地位.《汉书·刑法志》既宣扬了一种“仁道”司法观,也宣扬了一种“中道”司法观.“仁道”司法观要求司法官员以仁爱宽和的态度从事司法活动,并将“仁道成”即仁道价值的实现作为司法进步的方向,体现了一种鲜明的人道精神.“中道”司法观要求司法官员努力追求司法公正,因为司法公正关系到社会的和谐、政权的稳定.班固还提出了“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的主张,反映了一种崇尚“中道”的司法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