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以巫溪县“乐和家园”建设为例

中央对社会管理创新高度重视,并强调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近年来,巫溪县通过开展“乐和家园”建设积极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内取得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其在新农村建设中所做的积极探索,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论中国"乐和”艺术观的美学思想

中国的"和”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最终形成了独特的"乐和”艺术精神的内在结构和文化意蕴.今天,高扬自然和谐、人类和美及天人相和,定将进一步激发人们的和贵良知与人天和谐意识的觉醒,由此促进人类的最优演化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显现出"乐和”艺术观念的美学意义和实践价值.     

荀子《乐论》美学思想与儒家刚健有为的为世风范

荀子《乐论》是对《非乐》的积极应答,是儒家借助礼乐重建社会良性秩序的重要举措。荀子从历史、社会、个体价值等方面对乐进行辨析,论证了乐在社会运行与个体生存中的功用,并在对《非乐》的批判中彰显出儒家刚健有为的为世风范。荀子又从乐之象、乐之文、乐之和、乐之道等方面对乐的美学特征进行了阐释,揭示了乐的丰富内涵,推动了乐的理论建设。《乐论》是对先秦乐论美学思想的丰富化、哲理化、综合化。     

孔颜之乐的精神境界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在“协和万邦”价值观指导下,形成“共识中国”的理念,构建了礼乐文明,以更替巫术文化。自周公制礼作乐,渐成主导的文化意识,礼别乐和。其端始、构建,都是为化解人性中的邪念、淫思,行为中的贪暴、动乱;激发起人的善心,以至于真善美的境界,而导向孔颜之乐。人是有情的和合存在,这是人普遍具有的一种感受。中西情感有异,是为乐感情感与罪感情感。中国从人性善出发,乐于求道、问道、悟道于自然、社会。人生实践,是多元、多样实践的体悟和感受,而激荡于乐感情感。由于人的无止境的求道,其理论思维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因而构建乐山乐水、乐而忘忧的孔颜之乐的思想境界。     

重庆永川乐和乐都主题公园客源市场分析

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分析是主题公园类景区旅游开发和市场营销工作的重要基础。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乐和乐都客源市场的基本特征、时间结构及旅游者类型进行了调研分析，提出了乐和乐都主题公园度假群未来客源市场开拓的开发策略。     

人大代表角色认同的变化——以核心期刊为样本

人大代表的角色认同涵盖了人大代表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是什么、做什么、以什么身分说话和行动等内容.核心期刊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文献系统,选取核心期刊中关于人大代表的文献进行研究是把握人大代表角色认同的变化的有效途径.通过对人大代表文献的数量变化,包括总数数量、分类数量、相对数量的变化,可以探求人大代表角色认同变化的轨迹,即反映民声、行动呈现、职能发现、角色建构4个阶段.     

日本侵华时期梅乐和的海关“完整性”政策

保持海关的“完整性”对于一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日本侵华时期梅乐和所推行的海关“完整性”政策却是发生扭曲变形的。为了维护列强在中国的债赔利益,梅乐和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而其所宣扬的“完整性”也是狭隘的,仅仅是维持海关行政管辖权的“完整性”。海关的完整性还应包括与之有关的其他方面的权利,而在日本侵华时期,梅乐和一味地妥协退让,无疑是一种绥靖政策。     

梅乐和维护海关行政"完整"若干活动再探析

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中国海关第四任总税务司梅乐和艰难地维持着海关行政的所谓完整性。在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利益冲突,以及日本侵夺中国主权等海关事件中,梅乐和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放弃中央政府的局部利益,以求地方海关行政的"完整"。对于沦陷区海关行政的"完整",他的指导思想是,只要沦陷区关税不被日本劫夺,继续保证偿付债赔,他就得与日本从权应付。因此他不惜牺牲一切代价维持在沦陷区的海关机构,甚至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方针和策略,在沦陷区继续行使总税务司的职权,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然而,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终使梅乐和维护海关行政完整的努力付之东流。     

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的交谊及对绘画艺术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同一地域的知识群体在思维与行为模式方面,表现出一种较其他地域知识分子更为强烈的区域传承性和连贯性。中国古代文人同质群体的相互碰撞激荡,对每个人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研究他们之间的交谊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对艺术史上的这种交谊现象进行研究,也是具有学术价值的。本文分析了明朝江南地区董其昌等“华亭三名士”与“吴中四才子”等江南地区画家之间的交谊,和寓居的文人画家同本地画家之间的交谊,及其对绘画艺术的影响。     

先秦儒家"乐治"思想探析

发达的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我们往往侧重于礼的研究而未能对“乐”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分析一些先秦儒家文献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乐治”概念,试图明晰:第一,自其产生开始就与社会之治联系在一起的“乐”,被先秦儒家提升为实现政治统治所必不可少的工具;第二,先秦儒家对“乐”的特质的界定,使乐之治成为可能;第三,“乐和同”的功用又使得乐之治成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