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实在论与观念论

胡塞尔的超越论的观念论常常被指控对世界之存在持笛卡尔式的怀疑论立场，学界对这一指控的回应大多诉诸超越论观念论与实在论的相容性。然而这种回应策略不仅不必要，而且违反了现象学的无前提性原则。根据纯粹意识的本质规定所设想的“取消世界”的可能性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设想性，现时在思的意识通过一致性经验实际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确证了世界的现实存在。实行着现时意识的超越论自我的事实，不是实在世界中的经验事实，也非绝对观念论的精神实体，而是一种在超越论构造中显现出来的，先于自然与精神、实在与观念之分的原事实，先于一切现象之分的原现象。     

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参审的角色重构与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将人民陪审员"法律内行、同职同权"的角色期望纠正为"法律外行、异职异权",将人民陪审员"消极参与"与"过于积极参与"并存的角色认知纠正为"民主的参与者,事实真相的发现者和社会价值的代言者",以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充分发挥促进司法民主、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的功能.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基本框架已确立的前提下,应通过完善配套制度建设将改革的基本前提预设转化为正当的司法运作秩序,保证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生根发芽.这些制度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事实领域的人民陪审员知晓争议焦点规范与人民陪审员一事一证规范,意见效力领域的合议庭评议规范和审委会及二审法院复审规范.     

也谈 “反事实、 控制变量和文本”——与刘林平教授商榷

刘林平在《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文本———对定性研究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由于没有处理控制变量来解决反事实问题，以“诗性语言”和“个案研究方法”为特征的定性社会学研究存在着“根本性缺陷”。本文则认为，刘文对定性研究的批判意见一方面源于对某些关键概念的模糊界定，另一方面源于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下所导致的循环论证。相对于定量研究来说，定性社会学研究并不具有较低的知识地位。     

从依赖推理到建构事实——对案件事实认定模式的逻辑学、文化学分析

案件事实理论研究一般将案件事实视为推理的结果,并集中于解释作为个体的法官或者陪审员如何认定案件事实.然而,自媒体信息传播凸显了个体推理的可接受性问题,要求我们反思案件事实认定模式之所以依赖推理的原因,关注逻辑学的规范性文化功能.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案件事实认定模式,需要接受一个文化变迁的视角,既应当破除对程序完美的依恋,也应当重视求同思维习惯的识别与超越问题,将案件事实解释为事实建构的结果.     

科学祛魅与人生意义的悖论——纪念韦伯“以科学为业”讲演发表一百周年

在"以科学为业"的讲演里,韦伯虽然阐述了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但又在二元对立架构的误导下对它做出了扭曲性的解释:由于把事实与价值当成完全异质的东西割裂开来,没有看到需要将二者联结起来的枢纽作用以及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复杂关联,他在主张科学保持价值中立、具有祛魅效应的同时,又断言科学知识无法证成价值理念,甚至认为现代科学主要是消解了最高贵的终极价值,缺乏积极的人生意义,结果落入充满逻辑矛盾的自败悖论。     

论悔捐行为的无责理由、责任要件与风险防范

捐献骨髓的允诺也构成了一种有限的义务,它不能强制履行;违背义务也只能请求损害赔偿,而非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否则就会造成对共同善的普遍伤害。能够成为法律规制对象的是义务的道德,捐献骨髓属于愿望的道德,不宜课以直接的赔偿责任,赔偿的限度与条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愿望的道德对于赔偿责任的影响和限制,并在某些条件下转化赔偿的主体。考虑到人所具有的"有限利他主义和有限理解力与意志力"的人性事实,最好把拒捐的可能性作为常规的医疗风险来认识,并需要在法律制度设计上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降低悔捐的几率,降低非理性行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恶意民事诉讼行为的法律规制

2015年出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首次赋予了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提起的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带来的损害可以提起诉讼以寻求救济的权利。这是我国首次从立法的角度承认对恶意诉讼行为可通过另诉的形式进行救济。恶意诉讼行为是基于故意的主观内容,恶意地利用纠纷解决机制,追求诉讼请求或诉讼请求外其他目的的诉讼行为。我国应汲取国外经验,对恶意诉讼行为既从实体法角度规制,围绕实质损害进行救济,也从程序法角度调整,依托当前的立案登记民革完善撤诉审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