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承唐制还是五代之制

宋朝的典章制度到底是承袭唐制，还是直承五代之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宋承唐制”之说影响最大，然与史实相悖，长期以来未得到厘清。检诸史籍，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宋制不仅直承了五代制度，而且是全面系统地承袭，尤其在职官、科举、兵制、法律、修史等方面，表现得最为彻底。研究证明，“宋承唐制”之说是宋人刻意淡化五代之制，有意追求的结果。其这样做的原因有三：出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出于正统论的思想，出于抬高宋朝历史地位的政治需要，是宋代士大夫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导入历史传承问题上的结果。     

先秦阴阳家邹衍思想初探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之一。纵观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邹衍及其思想常鲜少提及。从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和天地广大说三个方面，对邹衍思想进行探究。邹衍在史墨五行相胜说的基础上，结合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五德终始说；他的天道论即四时教令思想；天地广大说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     

中国早期四岳、五岳地理观念析疑

先秦时期的四岳可能泛指四方之岳。四岳观念的发生,源于中国早期的山岳崇拜。以山岳为中国先民的宗神,与远古时期中国先民的居住环境和经济生活有关。秦汉以后,受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为了适应大一统形势下帝王封禅的需要,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五岳渐趋明确固定。《尔雅》一书在成书过程中杂采邹衍大九州说影响的《山海经》、《淮南子》中的山岳观念,糅合秦统一后的地理观念及武、宣定制后的五岳观念,因而《释地》、《释山》中,有关五岳的名称和方位,前后不一,歧疑丛生。     

邹衍学说的渊源及内容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他的学说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地理学说和五德终始学说,他的思想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文化中的五德——泛道德主义的文化透视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教化,具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即一切的评判标准基于道德.以道德相尚,道德就无处不在.五德的广泛应用,是中国文化中泛道德主义倾向的典型例证.     

试论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

文章依据传统的“五德终始说”和“三正”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首次对西夏的“岁首”作了论证，认为西夏王朝建立后，确曾改易正朔，采用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这是受其在五德中的行序金德决定的。文章最后揭示了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此举是标榜以大唐王朝的土德为续统而属金统，意在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     

正统论的演变及其价值述论

历来众多史家讨论正统论渊源时，往往着眼于“大一统”、“天命论”两大理论源头，而没有看到正统之论实肇始于中国几千年来基于血缘关系而所形成的宗法礼制，由这种制度而逐渐派生出的一种观念，即“正统论”。其次，对于这一敏感话题历来史家从各自所处的时代及立场出发，自立标准，曲为己辨，似乎致使正统标准陷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分散状态。然而，在历代正统争论问题上，虽存在着抑扬由己，褒贬任情的情况，但若从宏观上考察，仍然存在着大家普遍接受和采用的三个论定标准：“礼仁文化正统，中原地理一统及五德终始说。”再者，由于历代史家对正统问题争论不休，讨论时皆持私己之偏辞，非能有大公之通论。故而致使史家屈从于既成的历史事实，以历史的结果作为价值的依归，必然会形成“存在就是合理”、“胜者王候败者贼”的理论偏颇，史学沦落为只会随风飘摆，为强权势力涂脂抹粉的蜱女，故而有的史家主张“去统”。反对者认为正统观作为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已根植于史家的历史思维之中，绝非不足论之事，井将“去统者”斥为“殊为无识”。     

五德嬗代与儒术独尊

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立的终始五德学说,认为五德相胜的规律决定了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和制度的改变。汉武帝即位以后,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仁政、德治相标榜的儒家学说取代了黄老思想,确定了汉当为土德,土德论最终战胜了水德论。这样,终于将王朝更替纳入到五德相胜的完美次序之中。     

"四维"与"五德"历久弥新的中华传统荣辱观

荣辱观念古来有之,古代思想家历来十分重视荣辱观念。先秦诸子的“四维”(礼、义、廉、耻)与“五德”(仁、义、礼、智、信),就是中华传统“知荣明耻”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