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承唐制还是五代之制

宋朝的典章制度到底是承袭唐制，还是直承五代之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宋承唐制”之说影响最大，然与史实相悖，长期以来未得到厘清。检诸史籍，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宋制不仅直承了五代制度，而且是全面系统地承袭，尤其在职官、科举、兵制、法律、修史等方面，表现得最为彻底。研究证明，“宋承唐制”之说是宋人刻意淡化五代之制，有意追求的结果。其这样做的原因有三：出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出于正统论的思想，出于抬高宋朝历史地位的政治需要，是宋代士大夫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导入历史传承问题上的结果。     

爼豆与军旅非二事: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与工夫修炼

与传统儒学反对武力和战争的态度有异，王阳明及其后学中的用兵者愈发强调兵将的重要性。其军事实践的最大特点是从工夫论的角度融摄兵学。孟子所言“不动心”与“养气”等不仅是文士的修身工夫，亦是兵将必备的心理品质。危险的兵事处境成为一个特殊的修身场域，提升了阳明等人的为学进境。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是阳明学“事上磨练”之工夫论旨趣的一个生动呈现，既彰显出儒学工夫论的实地用功的特质，又是对传统兵学的拓展。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劳动作为出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史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章《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其中指出，1957年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能升学，绝大多数将不能升学，主要出路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以这一社论为切入点，通过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小学普通教育和适应国家治理需求的历史实践过程。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视为“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的重要议题，那么，如何对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作出时代性回应就成为理解这一问题史的关键。     

破“五唯”政策视角下的学术成果评价研究

最近,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出台了多个破除"五唯"不良倾向的政策文件,特别强调要破除学术成果评价中的"五唯"导向.那么,我国学术成果评价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原因何在、如何解决?梳理已有文献发现:目前我国学术成果评价容易受到作者个人和单位级别的影响;学术成果评价与个人利益、单位利益相联系;单位的学术成果评价制度受到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影响;交叉学科学术成果评价存在盲区.分析认为:全球各评估机构发布学术评估指标的导向作用,国家、省部级及各级教学科研单位制定的学术成果评价制度,按照学科专业细分学术成果的相关制度等,均是造成不良评价倾向的诱因.为此,笔者借鉴发达国家学术成果评价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学术成果评价的目的,建议重新审视我国学术成果评价制度,不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进而完善我国学术成果的评价方法,鼓励创作出有价值、高水平的原创学术成果.     

我国《民法典》中优良家风条款的规范效力

优良家风进入民法典，可有效化解婚姻家庭法独特的社会化要求与其并入民法典后的社会化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优良家风条款通过导入家庭在身份法上的主体地位、明确家庭关系中行为正当性判断的公共秩序范围与来源，以及制衡婚姻家庭法的财产法化倾向，可有效反映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优良家风条款的效力构成包含了旨在规制家庭权力、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组织规范效力，以及推动道德教化的倡导性规范效力，但其核心是引导司法过程的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效力。在具体适用上，应着重实现优良家风在处理监护人“失管失教”与家庭成员造成外部损害之间的关联性证明、在合理维护家庭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在限制假借身份行为谋取不当财产利益行为的功利性效力，以及在创设基于优良家风的独立法益等方面的规范功能。     

“秦关楚路”:北周射礼的文学书写及其影响

北周射礼建制在宇文邕治下达到顶峰，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书写在庾信、王褒等降北南士的主导下，一反政治领域“糠秕魏晋，宪章虞夏”的宗周复古原则，突显宗法汉晋的旨向，体现出鲜明的南朝化特征。庾信、王褒为适应宇文邕政权结构调整和一统齐、陈的军政需要，在胡汉二元政治思维的框架下，推尊北周王祚正统，继承汉晋以来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颜延之、王融等所奠定的阅武、校射、田猎、游放、宴射、祓禊等文本传统，造就了北周马射赋、观射诗、武将碑铭、燕射歌辞的官样范式，对隋唐射礼赋、边塞诗的发展颇具推动之功。     

言说内外:1925年“五卅善后案”中的舆论风波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引发了一系列爱国救亡运动,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浪潮。围绕真凶惩治、案件处理等问题,社会各界争相奔走发声,梁启超、胡适等人也先后在报刊上对此次事件发表意见,后者主张负责调查、理性应对之言,却招致了众多的指摘,被诟病为"亡国之举"。另外,南方政府揭橥了国民革命的大旗,以民众运动为底色,并付诸行动,将这场舆论纷争推向高潮。从"五四"到"五卅"短短数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因势利导下,近代中国大致完成"主义与行动"双重转型,进而形成了国民革命的基础性铺垫。理清这场争论背后的不同声音,进而联系"北伐"前夕社会氛围,得以窥探彼时思想论争与社会趋势。     

"三美论"视角下《关雎》英译的美感再现研究

《关雎》作为《诗经》的开篇之作,凝聚了艺术美、音乐美及意象美,具有鲜明的语言表现力和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但是,目前为止,专门从理论角度对于《关雎》英译的研究却较为少见.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翻译理论着意于文学作品的美感再现,对于诗歌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此基于"三美论"视角,从"意美"、"音美"、"形美"三个方面对《关雎》的不同英译版本进行研究,旨在证明"三美论"对诗歌美感再现的理论解释力以及指导作用.     

周锡瑞与美国“失掉机会论”

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重要代表人物的周锡瑞教授,在1974年编辑出版了《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告》一书,其中保留了许多国民党与共产党对峙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的珍贵资料,成为研究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史料,是美国反思对华关系的"失掉机会论"的又一力作,为推动20世纪70年代中美恢复外交关系提供了历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