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应用索洛余值法,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京津冀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构建反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解析。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对邻近地区有负向影响;国际产业转移与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形成;从直接效应看,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经济密度指标均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从间接效应看,仅人力资本指标对邻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影响。     

科技创新、产业复杂度与经济增长

科技创新能够通过产业复杂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以1995—2019年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Atlas数据库的科技创新为研究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科技创新如何通过纺织类、农业类、钻石类、矿产类、金属类、化工类、汽车类、设备类和电子类的产业复杂度变化来影响国民生产总值,从而揭示了科技创新如何通过产业复杂度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业复杂度的中介效应量为90.83％,具有显著性,其中农业类、钻石类以及矿产类相关系数为负,其他类别相关系数为正,电子类作用程度最高.区分经济体类型的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复杂度的中介效应存在异质性,发达经济体、亚洲经济体、技术密集型经济体存在相对优势,而且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开启了"机会窗口期",后发经济体可以实现"弯道超车".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关成果,能够为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提高国家经济增长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大庆发展旅游业问题及对策研究

发展旅游业是大庆非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部分,大庆的旅游业发展具有资源、气候、文化等优势,但旅游业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如旅游线路缺少特色、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旅游相关从业人员缺乏专业性等,针对各种挑战找到适合的应对方式,才能使大庆的旅游业长足发展下去.     

道德分工与社会边界:寻找社会变革的伦理规范

现代社会的分工体系不仅具有政治功能与技术功能,也具有道德功能,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手段。"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既要追求个人价值,也要追求社会价值,而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所指向的事经常都不一致的条件下,社会的分工体系就成了帮助所有人兼顾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重要工具。分工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变革总是会突破既有的分工边界,但并非所有这样的突破都属于进步。变革可能导向优化分工,也可能导向破坏分工,其中,只有优化分工的变革才属于进步。从伦理角度来看,社会变革只能指向优化分工的方向。     

贸易成本、市场整合与生产专业化——基于商品微观价格数据的验证

国内市场的区域间贸易成本是影响企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专业化生产又是提高经济绩效的重要核心。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诠释了贸易成本引起的国内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中间品贸易渠道受阻,从而最终影响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并提出命题:贸易成本下降,市场整合度提高,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本文使用中国165个主要城市174种商品(工业品和消费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数据,首次从"商品—城市—时间"微观维度构建了市场整合指标,更为准确地衡量了不同市场间的贸易成本,并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整合。实证结果表明:首先,与理论命题吻合,市场整合有效提高了企业垂直分工程度;进一步对比消费品与工业品,发现工业品市场整合对于分工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体现出企业的生产过程相对更加依赖于工业品市场;其次,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外资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受市场整合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国有企业的敏感性较低。在考虑中间品需求量、进口以及内生性等因素后,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层面印证了市场整合对于企业生产专业化的有效促进作用。     

产业革命与产业组织变革——兼论新产业革命条件下的产业组织创新

工业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生产组织形式和市场需求等的深刻变化,由此引发产业组织的根本性变革。前三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及作用使社会生产由工业经济时代迈向信息经济时代,产业组织形态也经历了由分散手工工场、机器大工业、纵向一体化到纵向解体和网络组织大量出现的动态变革,并导致产业市场结构和空间分布及企业竞合关系等发生多维变化。以可再生能源、互联网通信、智能化和数字化制造为主要内容的新产业革命的到来,将引发产业组织的新一轮深刻变革,促使产业组织进一步趋于结构扁平化和网络化,企业将呈现边界模糊化、规模两极化和合作全面化的特征。我国应顺应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加强互联网和能源网络的改造和建设,积极建立新的产业标准、加快企业生产的智能化和信息化,以应对新产业革命带来的挑战。     

马克思、恩格斯的产业集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分工与协作产生的高效率、低成本的追求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动因，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率提高，企业协作产生的规模经济、协同效应和集体生产力，企业集聚激发的竞争和创新精神。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充分认识产业集群这一发展模式的优势，集群企业间的协作是产业集群稳定和发展的保证，自我创新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源动力以及重新认识政府的角色和职能的转变。     

我国地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食品安全一直是每个国民心中的"中国梦"。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新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而地方政府作为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具体执行者,其所处的地位、所承担的责任、所拥有的权限决定了它是整个监管工作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江苏省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研究,尝试提出解决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建议。     

试论我国文化产业的基础建设

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宏伟目标,就应当加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基础建设。文化产业的基础主要有价值基础、社会基础和市场基础。打好这几个方面的坚实基础,对于我国文化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机理与中国路径——基于全球数据的实证研究

比较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美国城市的数字媒体产业专业化程度高、营收规模处于垄断地位；亚洲城市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多，但产业结构处于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链后端，协同辐射效应不强。根据演化趋势，2008-2017年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呈现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中国城市保持稳健发展，并呈现三大城市群领跑全国数字媒体产业发展的演化格局。究其学理性，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有特有的形成机理：一是基于创新资源的生态式集聚机理，二是基于科技与文化深度耦合的集聚机理，三是基于新经济定位与治理范式协同驱动的聚集机理。鉴于此，我国城市数字媒体产业未来发展应立足于集聚效应，强化顶层设计，协同布局并释放“北上广深”辐射效应，加大核心科技研发力度，利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智媒体能级，挖掘自身特色，形成数字媒体产业“东西互建”的发展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