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治"的矛盾和冲突

本文通过探讨“法治”在中国历史的演变 ,揭示“法治”的本质即“人治”及其原因 ,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展示“法治”、“德治”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人治统治的特征与根源探析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专制———人治统治 ,其主要特征是 :向上型的权力结构 ,“朕即是法”的权与法的关系 ,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超强度控制 ,以义务为本位的权利义务观。专制———人治统治的长期存在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思想根源 :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决定了专制———人治是与之最相适应的政治模式 ;森严有序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 ,是专制———人治统治厚厚的社会根基 ;主要强调礼治、道德教化和领导者的德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思想 ,是专制———人治统治深深的思想源泉。     

抗战前后刘湘的政治抉择新论

对刘湘的评价长期以抗日战争为分野,形成二元对立的状态:抗战之前刘湘被视为“反动军阀”,之后则被誉为抗日“爱国将领”的模范式人物.其实,刘湘一生的政治选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非简单的“转变”:不管是在军阀混战还是在抗战时期,其身上均伴随有四川军阀“统一全川”和“川人治川”的观念,极力维护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即便是对抗日问题的选择,同样是对于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即在“救国”的目的之外,还希望通过抗日来抵制蒋介石对四川的控制.而当时国家主义与地方主义升降变迁所造成的国家局势变化,是刘湘选择出川抗日背后重要的时代原因.     

对中国移植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的解释学反思

法律移植以理解为前提,理解是视域的融合;但中国传统文化的视域难与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的视域融合,因为二者有着实质性差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在中国培植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所需要的文化生态环境--商业社会.     

关于"以德治国"的理性思考

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意义重大.以德治国并不是对法治的否定或者轻视,也不是走向人治,而是主张法治与德治并举,在批判地继承古代德治的基础上,抓住重点,切实深入地在各领域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中西方法治理念之比较——以自然法思想对法治理念的影响为主要视角

法治思想起源并完善于西方社会.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成功的法治经验和法治文明的成果.但是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其法治现代化的道路必然不同于西方社会,具体表现在中国和西方近现代法治理念的区别.文章以自然法思想对法治理念的影响为主要视角,分析两者的区别,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古代直诉制度的意蕴解读

直诉制度从起源时起就承载了中华法文化的许多特质,特别是蕴涵其中的人本主义和人治主义传统.从价值意蕴上看,它体现了"人本"理念下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治国对百姓的人文关怀的一面,反映了"仁者爱人"、"民惟邦本"和"道德教化"等人本思想的核心价值.从实证意蕴上看,传统中国直诉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治方式下百姓诉求表达的曲折艰难和君主的制度诉求.对直诉制度进行深层解读有助于发掘并利用其现代价值.     

滥设副秘书长的“人治”背景

秘书长(副秘书长)一职古已有之。据说黄帝时期,有一个叫龙的人,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秘书长"工作。商朝后期,设置太史寮,长官称太史,掌册命、图籍、记录历史等,类似于现在的秘书长。到了明朝初期,朱元璋废除丞相,直接领导六部,增设内阁,内阁首辅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秘书长。在当今的领导干部队伍中,秘书长(副秘书长)一职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庞大的队伍。资料显示,在地级市,秘书长(副秘书长)少则七八个,多则十几个,数量远远超过党委、政府一把手和副职人数。秘书长(副秘书长)具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作为主要领导的身边人,他们参与决策,却无太多的发言权;积极思考,却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出入各种场合,一般只能在幕后;接触各色人等、了解各路信息,却要表现得对一切浑然不觉;服从、服务于领导,反过来又影响领导;不决定别人的仕途升迁,却有绝对的话语权;没有太多的行政职权,却也威风八面、号令四方……正是这众多的特殊性,给了秘书长(副秘书长)自由发挥的空间,练就了秘书长(副秘书长)超凡的工作能力和八面玲珑的待人处事技巧,也给他们留下了许多享受特权的"暗门"。近年来曝出的许多秘书长(副秘书长)腐败案便是很好的明证。研究这样一个庞大而特殊的...     

从专制人治到民主法治：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及其意义

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主题 :其一是“从专制到民主”,它反映的是法律文化所依托的政治制度架构方面的变革对法制转型的影响 ,以及法制转型过程中法律所表现和确认的政治内容上的变化。其二是“从人治到法治”,它一方面反映的是现代化进程中 ,政治结构中统治方式的变革 ,另一方面 ,反映的是法律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特别是法律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变化。因之 ,从制度上考察近代以来特别是 2 0世纪前 5 0年 ,中国社会从传统专制制度下的人治主义统治方式向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法治主义统治方式的转变过程是中国法律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