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承担者还是参与获得者?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角色再审视

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角色议题,学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对一系列农民角色研究文献的分析与回顾,从整体而非分化视角出发,认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角色既不是单纯"受害者",也不是全部"受益者",而是一个两者并存的状态。在政府和农民结构不平等背景下,作为整体的农民既有因和政府目标"契合"而积极接受现代化的一面,也有因两者利益对立而强烈反对现代化的一面。要对农民角色做出更有力解释就必须放弃"阶层差异论"视角,采用"结构—过程论"进行分析。由此,农民在发展进程中作为代价承担者与参与获得者两者并立的局面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论邓小平的代价观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 ,他不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而且还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代价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如何正确看待改革中的代价问题。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社会的几个显著特点

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两重性和复杂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应对并不容易.中国社会不仅进步和代价反差鲜明,而且社会代价、社会问题,又有自己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一下子出现在面前,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社会管理和治理的难度.无论是对中国社会巨大的进步,还是对它的沉重代价,国际社会都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对许多外国人和不少西方理论来说,中国社会成了一个无法准确判断的"测不准"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一直低估中国社会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中国社会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第一,它有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第二,它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第三,它有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这三者是中国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也谈如何认识我国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与梅宁华先生商榷

梅宁华先生的文章认为,在如何认识我国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上,出现了不少片面观点和错误看法,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该文貌似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则充满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也违背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强调树立"忧患意识"、"问题意识"的氛围背道而驰.作者关于一些专家学者"只看问题不谈成绩"、"矛盾和问题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解决矛盾问题"需要一个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会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用基尼系数说明中国贫富差距大是"洋教条盛行"等观点似是而非,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

城市化与工业化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而现阶段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农地资源的非农化。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农地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地进行保护。将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由两难的境地转变为双赢的局面,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农地保护政策的执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寻找合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出发,提出了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的概念,并将其与实际非农化过程结合起来,把现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细分为代价性损失、过度性损失Ⅰ和过度性损失Ⅱ。然后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估计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效益曲线,计算出1989~2003年间中国农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比例为33.4%,过度性损失I比例为44.9%,过度性损失Ⅱ的比例为21.7%。结合可操作性,得到中国1989~2003年期间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应该为不超过实际非农化数量的78.3%。过度性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对土地市场价格的干预,因此文章提出为了减少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应该加快完善国有土地市场体系,减少对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建议。     

实现唐山转型升级、绿色崛起的三要素

正唐山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型重工业城市,在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较大经济体量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沿袭的是粗放的增长方式,倚重的是传统的产业结构,付出的是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唐山2013年的经济发展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如果不居安思危,采取颠覆性的措施,尽快打开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未来发展的道路将越走越     

人口红利的经济社会代价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分析了人口红利背后的经济社会代价，意在提请人们注意，人口红利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人口红利好处的同时，也要洞察其背后的隐患，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要事受人口红利，而是要摆脱对它的依赖。只有利用好人口红利期，在人口机会窗关闭前积极求变，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如何以最小代价和平崛起

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外部因素关键取决于美国。中美和,则世界和;中美斗,则世界格局就会产生动荡,中国和平崛起就会受到挑战。中国应如何以最小代价,确保其和平崛起,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