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时期英国企业家群体与自由贸易转向——以“反谷物法同盟”为例

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英国贸易政策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率先开始工业化让英国获得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工业化释放的巨大产能则提高了扩张国际市场的需求,这促使企业家群体放弃贸易保护主张,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但1815年的《谷物法》人为提高了粮食价格以及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损害了工商界的直接利益,同时也引发欧洲各国的贸易反制。1839年企业家群体主导的"全国反谷物法同盟"成立后,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高效的组织宣传能力和巧妙的行动策略,推动了反谷物法运动的蓬勃兴起并最终取得成功。英国工业的繁荣和企业家群体的兴起推动英国全面转向自由贸易,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企业家群体和工业优势的衰退则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自由贸易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制造业企业家群体兴衰则与自由贸易兴衰具有同步性。     

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家“深秋心态”修炼路径研究

"深秋心态"就是大势的时候不要跟风、起哄,萧条的时候也不要放弃播种和耕耘的信心。"深秋心态"是企业家做出战略决策时的最佳心态,它有利于企业家保持战略定力、畅通人生道路、对未来充满信心、培育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修炼"深秋心态",要从修心开始,要心态平和但不乏忧患意识,要有诚信合作的心态,要有坚守之心与放弃之心,要用匠心铸品牌。     

低“人口素质”与高经济增长——基于浙商群体的解释

浙商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基于相同文化背景的创业群体,浙江省民营经济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一。但浙江省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各项指标均排在前十名以外,与浙江经济的活力实力形成鲜明反差,浙商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亦落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文章认为,浙商的"企业家能力"有其特殊的禀赋形态,浙商有着非编码知识优势以及创业知识易流动特征;同时,拥有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强行动力和高效率的小数据决策模式。这些浙商的特征与浙江深厚的地方性工商业知识、集束化的产业分布以及地域文化价值观互为因果激励。不过,浙商低学历创业优势具有阶段匹配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的浙商群体要继续保持竞争优势,需要在学习机制、知识结构、决策模式等方面进行有机更新。     

有限现代化：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

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是工业化过程中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指数。对比基于西方社会产生的亲属关系现代化理论，中国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具有地方性：小家庭情感联系不一定紧密化，美英等国意义上的大亲属群体“疏远化”从未发生，企业家根据市场理性不断扩展大亲属群体，最终形成了选择性的紧密化。小家庭性别分工的城乡二元格局、企业内部－外部差异以及大亲属群体顾恤－剥削的两面性是宏观二元经济环境的投射，金钱、情感和权力交织下的企业家亲属关系凸显了市场经济二元制下的性别区隔和社会等级。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伦理领导行为:内涵结构与量表开发

文章以中国民营企业家为研究对象，采用跨案例分析法探讨企业家伦理领导行为的内涵结构及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具有中国情境特点的民营企业家伦理领导行为量表。研究结果显示：受中国儒家伦理文化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家伦理领导行为包括"德性修养""集体动机"和"天下情怀"三个维度；企业家的伦理领导行为表现为"修己安人"的关系内涵，企业家自身不仅践行着较高的伦理道德标准，且将之扩展至对员工、组织行为的引导和规范；本研究开发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伦理领导行为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文章丰富了西方伦理型领导理论和高阶理论研究，对中国本土企业家如何提高领导力有着重要启示。     

转型经济下民营企业家个体特质、情境对公司创业的驱动机制——基于QCA的探索性研究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市场环境下,企业如何将公司创业的意愿成功付诸于创业行动,是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话题。文章利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问卷表数据,以102家私营企业作为案例样本,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将企业家个体特质与情境两个层面整合,同时从这两个层面进一步细分,去探讨组态效应对公司创业的多重并发影响机制。经过数据分析可以获知,企业家的社群式身份是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且导致高公司创业活跃度有四条组态(路径)；导致非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有一条组态(路径),两者之间存在非对称关系。     

高职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提升就业能力的探究

提高高职院校的就业率,根本在于提升高职学生的就业能力。什么是就业能力?国外研究者认为,就业能力是使得一个人寻找或者成功地选择有利于自己就业的一系列个人技能、知识和个性特征的总称(莫兰,《企业家精神与教育:从就业能力的角度分析》,2006)。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就业能力不是单纯指某一项能力,而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高职学生的就业能力,除了其专业知识、技能以外,个性特征在当今的就业环境下,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