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刑思想的历史审视与当代提倡——兼论与域外谦抑理念的比较

慎刑思想滥觞于西周的“明德慎罚”，经过儒法两派的认可和深化，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法律思想。慎刑思想演绎的一系列刑法理念、刑制原则、审理机制和司法伦理，使其成为古代贯彻德法合治原则的典型体现、约束专制严苛统治的有力工具和推动传统法制繁荣的重要动力。慎刑思想伴随传统中华法系的消亡而式微，及至当下沦为域外谦抑理论的本土“注脚”，这既忽略了“谦抑”的本土适应性，也阻碍了“慎刑”的创造性转化。慎刑思想不仅有别于谦抑理念，而且其精神和立场更具辩证性和多样性。对于慎刑思想的正确定位，应当是契合本土文化传统且拥有丰富历史实践的，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优秀传统法律思想。在当代中国提倡慎刑思想，有助于消弭不同刑法观之间的分歧，确立刑法与道德的本土认识，推动刑法参与社会协同治理，强化制度和理论的本土表达，以及深化对司法人员的伦理建设。     

从古代文学嘲谑传统看陆游自嘲诗创作

自嘲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渊源有自的文学题材，具有清晰的纵向发展谱系，在唐宋时期掀起创作的高潮。陆游作为自嘲诗创作的大家，常常借此类诗歌表现对贫困的自谑、衰老的自慰、痴顽的自嗟与功名的自揄，并以卓绝的艺术天赋促进了自嘲诗这一诗歌题材的新变与某些自嘲传统的突破，将自嘲诗这一题材推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陆游自嘲诗的创作成就与当时兴盛的嘲谑风气关联巨大，更与创作主体罢黜赋闲的人生经历以及三教汇通的思想体系密不可分。     

河西走廊传统牧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与价值观念变迁

伴随传统牧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依附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上的价值观念体系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变迁过程。河西走廊牧业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可还原为“核心层—基础层—外显层”三重层级结构。在多层级双向互动中，传统万物有灵的“赋魅”式价值观念与科学主义“祛魅”式价值观念及崇尚资本的“再赋魅”式价值观念交错并置，整合共生，日益呈现加速化、差异化、多元化、主流化等价值观念变迁趋向，既推动了新的复合型生计方式生成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同时亦使社会面临价值失范风险。把握社会转型时期牧业社会价值观念变迁规律，引导其良性变迁，对于推动牧业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文化全球化浪潮下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文化全球化也成为了世界的潮流,如何在此浪潮中坚守本民族文化,实现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也成为世界各国面临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议题.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基,是人民的智慧结晶,也是国家最核心的软实力.当前我国的民族文化自信面临着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挑战,国内多元文化的激荡,多元思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传入,使得一些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些怀疑.我们应正确树立民族的文化自信观,博采众长,兼容并包,丰富我国文化,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促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也能产生深远影响.     

论“友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多维表现

在梳理近年国内"友善"价值观研究路径与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依托中国传统文论来培育"友善"价值观不失为一种选择。"友善"价值观在传统文论中有着丰富的内涵,比如兄弟间的真挚友情,对后学的勉励与扶持,真心诚意和平等切磋,肯赞和推荐朋友作品,志同道合,帮助与支援,彼此信任理解和支持,对仁爱与忠贞品格的践行等。这些内涵可为当前"友善"价值观的涵养提供理论支持与话语资源。     

传统出版的数字化和数字化出版的比较分析

近些年以来,信息化正在迅速深入各个领域,而与之相应的出版行业也体现了显著改变。受到数字化带来的强烈影响,传统出版行业的各个流程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在这其中融入数字化的途径与手段。然而实质上,传统出版行业呈现的数字化趋势并非完全等同于新型的数字化出版,二者之间体现为显著差异性。这是由于,数字化出版在根本上构成了当前阶段全新的出版业态。因此可见,数字化出版不应当混同于传统行业的数字化,针对上述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有必要给予更多关注,结合现阶段出版行业所处的真实状态来探求可行的改进对策。     

后喻文化时代传统家训在高职教育中的价值——以《福建家训》为例

后喻时代的根本特征是文化传递方式的改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使学习呈现开放性,多元化,大学生对老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进行文化反哺。家训融儒学于日常生活中,它所阐发的"俭""善""义"等价值有恒久的可以超越时代的普遍性价值,挖掘传统家训的教育价值,让传统家训"活"在当下,培养合格的当代公民。     

双重城镇化率的演变过程、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横隔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双重城镇化率的存在，源于与资本原始积累相依存的城乡二元体制与要素价格剪刀差。通过该制度的设计，人为地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以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在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这种城镇化模式还有发展的空间，当农村劳动力供求出现“拐点”，这种城镇化模式就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必须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取代传统的城镇化。用户籍人口城镇化取代常住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性措施，或作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过渡性措施。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利益最大化的模式，是既保留农村户籍又持有城镇居住证。这就决定了双重城镇化率将存在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