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参与中的激励机制探析——以城市治理中参加人的利益平衡为视角

作为现代开放式行政的重要手段之一,行政参与不仅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级政府的工作实践,而且也在我国的立法中得到了逐步确认。然而当前在不同的行政领域中还存在着"参与充分"和"参与不足"并存的现象。仅就后者而言,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环境、卫生、社区治理等行政领域与参加人的直接利害关系相对较弱,参加人在付出了参与成本之后难以得到直接回报。为改变这一现状,有必要通过行政法律规范为参加人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参加人的选择性收益,从而吸引其积极、健康地参与其中。     

多元主体参与下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供给问题研究

在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农村空巢老人的服务供给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多元主体参与对于农村空巢老人的服务供给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目前空巢老人的供给存在家庭功能弱化,有效供给不足;供求信息不对称,供需错位;多元主体参与程度低等问题。需要通过强化服务主体意识,提高服务的精准化程度,构建多元主体服务网来加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设,提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质量与效率。     

国际公共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博弈路径——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思考

全球性金融组织当前在减少贫困、货币创新、汇率稳定等国际公共事业领域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大集团性金融组织中的力量是不均衡的。特别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金融组织所占话语权的份额与其所提供的成本、综合国力是极不对称的,为此金砖五国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小集团性金融组织)以满足本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本文以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中的集团理论为基础,论证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小集团联盟的范例在提供国际公共品过程中出现的必然性,并探究了金砖国家内部之间的利益博弈,提出中国最佳的博弈策略。     

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与中国消费方式的变迁:可持续消费的视角

文章主要依据史料将中国消费品及相关服务供给模式的社会变迁大致区分为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三个历史阶段。不同阶段供给模式的主要特征、分送方式、生态环境及其社会关系、消费体验存在明显的差异:小农经济背景下,乡村生活为主体,消费品及相关服务的供给以家庭和社区共同体为主;计划经济的再分配体制下的供给模式特征则以国家供给为主、家庭和社区为辅,市场严重萎缩;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市场为主,国家力量依然强大,家庭和社区萎缩。不同模式下社会成员的生态环境、权利义务关系、消费者身份认同及其环境后果,存在明显差异。在高调提倡践行可持续消费、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社会生活质量之前,还有许多具体而微的重要领域和论题值得深入细致的研究。     

当前我国劳动力供求特征、趋势判断与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稳中承压,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力供给质量亟待提升。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不断深入,劳动力供求深受人口老龄化、新一轮技术革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及国际贸易环境影响,"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等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短期看,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劳动者就业、收入、流动等活动带来负面影响。长期看,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供给规模将继续下降,解决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性问题仍将是就业工作的重要任务。建议研究出台应对劳动力供给规模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保护女性就业和减少就业歧视、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流动以及优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的政策措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野下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较之经济生产,社会治理同样有着"供给—需求"的矛盾关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具有特殊意义。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需求侧呈现三大根本性转变,即整体状态"由静变动"、纵向结构呈"葫芦型"特征以及横向结构显现"土客二元"矛盾。这些重要转变引领并要求社会治理的供给侧积极应对。对此,有三重调整路径可资遵循,即组织方式的弹性化转向、公共服务的大统筹升级和文化建设的治理功能重构。     

东西部青年人才的“高消费”与“消费不足”

人才是指拥有较高技术水平,又具有较高素质的人员。青年人才是人才群体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才市场中最活跃的主体。近年来,东部沿海发达地方的人才市场进入了“卖方市场”,青年人才们挤在为数不多的岗位前,纷纷亮出自身的“硬件”和“软件”,以期打动招聘者,觅得一职位,哪怕“俯首低就”也不足可惜,买方也乘机抬高门槛,从容挑选,“研究生马上拍板,本科生等等再看,大专生请靠边站,中专生没长眼啊?”。本来完全可由低学历层次担当的职位,也要招聘高学历者。另一方     

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大高等教育供给

长期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是投入问题。无论是宏观背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化改革 ,还是从控制规模的精英教育到连续扩招的大众化推进 ,包括高校收费制度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和经费困扰的基本状况没有重大改变 ,这种现象长期化存在本身 ,表明高等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问题 ,不应仅仅归结为“财政压力”和认识问题。客观上 ,这种机制障碍 ,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约束。作者在我国已经连续五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 ,从改善和扩大供给的角度 ,探讨在根本解决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的公共财政体制性改革之前 ,运用作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手段的财政政策 ,面对加入WTO后的高等教育国际竞争挑战 ,利用国债资金 ,调整支出结构 ,阶段性、分层次、集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 ,全方位改善高等教育的长期供给 ,拉动消费需求 ,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