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的城市想象与生态整体观——兼议与中国古典道家思想的契合

惠特曼的城市想象颠覆了城市作为自然对立面的扁平化形象，指出城市文本并非以人类声音为单一主调而构成的平面图景。惠特曼笔下的城市是打破自然沉默的“怒者”,能够激起城市空间中的多维声音，使之交织成城市生态复调。惠特曼建构的生态环境没有延续以自然/人文为双圆心的椭圆范式，而是转“一分为二”为“合二为一”,构成了自然环境与人造空间相杂糅的同心圆结构的生态网络。惠特曼的城市生态思想与中国古典道家的哲学思想相契合，彰显出深刻的生态整体观。     

“德命”与“时命”:孔子天命观新论

孔子相信天命对于人事具有主宰意义,认为德由天赋,天人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人通过德性可以致福,其理论本质为德命或德福一致说。然而孔子落寞的一生却成为最好的反证:现实中人的德性善恶与其命运臧否之间并无必然关联。由此导致孔子之后儒家天命观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原来肯认德福一致的"德命观"转而为坚持德福未必一致的"时命观"。     

先秦道家的宇宙观

道家宇宙观的发展，包括宇宙构成物质和生成图式两个主题。就宇宙构成物质来说，先秦时存在“尚气”和“尚水”两种理解，道家认为宇宙构成物质乃是气，并在道气关系的讨论中，主张“道是气”。就宇宙生成图式来说，先秦存在“对象性”和“系统性”两种理解，道家对于相关讨论从“对象性宇宙生成论”逐渐走向“系统性宇宙生成论”，发展出渐趋复杂的生成图式。宇宙生成论发展至此，已经完整而细腻，而后中国思想史上的宇宙生成论大都难以超越此一基本脉络。     

儒家的选才之道

古人云:"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万事在人,如何选人用人往往关系到一个家族、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的荣辱兴衰。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由此可见,先秦儒家充分认识到了选人用人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那么,儒家到底主张什么样的选才之道呢?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哀公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先秦族群迁徙融合与华夏民族主体的演变

先秦族群迁徙融合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族群迁徙的规模和范围有所不同,华夏民族形成时期其主体是不断变化的。华夏民族的原胚和最初主体是汇聚和融合于中原的炎黄族群;到尧舜禹时期,除了中原地区的晋陕豫联盟外,东夷族群的加入使华夏民族主体得以扩大;夏商时期,夏商族群的扩展迁徙使夏商族群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主体;周代分封制的建立实现了族群的大范围融合,华夏民族的主体不再以少数族群为主,而是发展成为真正的融合性主体。     

生生而仁,通达天命——先秦儒家生态思想逻辑性研究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有其内在逻辑性。其天道依据是"生生",蕴含"时""变"观念。"仁"是对天道"生生"的人道承接,其内在规范性是以"位"为前提,"中"为尺度,"止"是"中"的精微之地,同时以"爱"为基础,"忠恕"为方法。先秦儒家正是通过对"生生之仁"的终身践行,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此即"生生而仁"。"生生而仁"是人对栖居之维度的筑造,先秦儒家通过生生而仁,通达天命,实现浑然与物同体的和乐境界。     

先秦儒家人禽之辨的道德哲学意义

人禽之辨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孔子首先从人伦的角度指出了人和禽兽的差别所在。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人禽之辨的意义,并通过它一方面建立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确立了人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在于人的社会组织性,当然他也是由此来论述人的道德建构的可能性。与儒家不同,道家从根本上取消人禽之辨,而墨家则认为,人禽的差异在于人能进行后天的努力。可见,人禽之辨在儒家的道德哲学中更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