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场景与城市治安状况的关系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城市治安状况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借助场景理论的研究框架,从城市可见的各类文化舒适物与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构成的整体性"场景"视角切入,通过采集深圳市10个区的82种文化舒适物数据,构建文化场景评价体系,进而以深圳市10个区的治安安全指数为关联研究对象,分析文化场景对城市治安状况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在15项文化场景维度中,本土性、国家性、正式性、睦邻性、功利主义、平等主义六项场景维度与深圳市治安状况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通过方差分析进一步得出本土性、睦邻性、平等主义场景在不同治安分组间具有显著差异性,且呈同向影响关系,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文化场景与治安状况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影响。     

数字社会中算法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构建

算法消费者是消费者体系中的一种新类型,是通过在智能算法接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为生活消费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构建需要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法律衔接与适用空间的解释或立法构造。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过程保护应围绕算法消费者的同意机制多元化、平台经营者个性化披露、算法消费者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及个人信息处理者信息信义义务等维度展开,并以公益诉讼保护作为结果保护的手段。     

动态质押模式下质权设立问题研究——以理论与审判实务的双重审视视角

作为新兴担保方式,银行动态质押业务无疑缓解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动态质押在理论上尚面临两方面难题:动态质物能否设立质权和如何认定质物交付标准。满足物权法意义上“特定的物”属性的动产均可成为质物,理论争议中关于种类物能否设定质权的观点实际上不会成为质物符合“特定的物”属性的障碍。因动态质押交付手段的特殊性,质物已出质的权利实质与质权人未直接占有质物的物权表象往往不一致,故在认定质物具体交付标准时,应将权利公示作为质物交付标准的必要条件。法院在审理动态质押纠纷案件时,多以认可该担保方式效力为最终裁判结果,但判决中的事实认定与文书说理部分尚存一定问题,不仅弱化了裁判结果的合法性,还会模糊商事主体对质权设立标准的判断。因此,应强化与规范判决书说理内容。     

互联网共享出行的物信关系与时空经济分析

本文从时空经济视角出发讨论了互联网出行服务在中国获得重要进展的原因,补充了共享经济概念,解释了大数据对于物信关系与结构演变的意义,总结了互联网共享出行的经济时空特点和发展条件,并分析了其在交通运输领域带来的影响。认为互联网出行服务利用数据化手段改善体验场景,以新的时空匹配模式推动改变原有交通格局,为解决传统集约性交通供给效率与离散化交通需求的矛盾提供了重要思路。提出的物信关系与结构分析框架也有助于深入认知各类互联网经济。     

中华传统文化中“贱、厌、耻诉讼”心理的形成原因及其消解

中国封建时期由于民众轻视、厌恶法律,加之一些重要思想和言论的消极影响,特别是不合理的司法实践的直接作用,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贱、厌、耻诉讼"心理。这种民众法律心理客观上十分不利于我国法律的适用及国民法律信仰的形成、法治中国的建设。解铃还须系铃人。为消解这种心理,我们务必对促成这种心理形成的三方面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法治教育中,大力宣传"重视、喜欢现行法律本身",辩证分析曾对这种心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些思想和言论,特别是通过古今司法实践情况的比较,彻底纠正"贱、厌、耻诉讼"心理。     

论家事纠纷诉讼与 非诉讼协同解决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家事纠纷数量逐年递增,传统的家事诉讼解决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家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因其独特的功能作用,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考察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可以发现,对家事诉讼特殊程序机制的构建和对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培育利用是同步进行、协同发展的。结合我国国情,应当立足于家事纠纷的固有特质,一方面通过专门立法解决家事诉讼程序理念不适应实践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借鉴域外经验合理培育若干种家事非诉讼解决机制,并做好二者之间的有机协同。     

名画赏析

双燕,吴冠中,1988年国画69cm×137cm画面中,作者除呈现出色调素雅的江南民居外,更将虬曲苍劲的古树、澄澈如镜的水面,以及自由随意、展翅翱翔的双燕,经由几何形的平面分割和再度组合,完美地传达出具象与抽象、意境与意味之间的高度默契与平衡。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