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数字政府的法治建构

我国政府从迈向数字化之际，数字技术运用就远远走在规则之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过规划、意见、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对各级政府、各行政部门提出数字建设要求，以内部行政的进路方式不断推进。但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流程再造”“模式优化”及重塑权力运行方式，而更多的是带来对既有规则的冲击。有必要通过区分内部行政与外部行政、重新界定权力与责任、跟进调适有关法律规则的方式，分别探寻数字政府法治化构建的基本路径。     

解构与建构: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探析

民族志书写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受到持续不断地批判与反思,是与其内部存在的诸多悖论有关。"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权宜"书写与"权威"书写、"变生为熟"与"变熟为生"以及书写"神秘"与"神秘"书写等诸多矛盾,就是民族志书写场中矛盾复杂性的最好表征。因此,只有不断地对这些矛盾进行解构,探究出产生这些矛盾的逻辑和实践机理,才能为当代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和事实论证。     

论新文学婆媳矛盾的多元叙事

在新文学家庭矛盾叙事当中，“婆媳关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伦理关系，由于“媳妇”是一种“植入”型的家庭身份，除了自己的子女之外，她同“婆家”的其他成员，都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就决定了“婆婆”与“媳妇”之间，不可能具有母亲同女儿那样的亲近感。因此，新文学将其归结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遗留问题，并试图通过“启蒙”与“革命”的思想路径，去最终解决中国家庭内部的“婆媳矛盾”。然而，“婆媳关系”毕竟不同于“父子关系”，由于缺乏“血缘”这一亲情的“粘合剂”，即便是“父权”文化体制崩溃以及现代婚姻制度确立，它仍旧会是一种家庭内部生活的主要矛盾。     

大数据技术变革的伦理问题何以产生

大数据技术变革导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时代必然有自己的新伦理问题。大数据时代是一个透明的时代,必然导致隐私无处藏躲;大数据意味着大价值,大数据利益相关者之间难免存在利益矛盾;大数据能够充分利用相关关系来预见未来,大数据意味着大预测,我们的未来可能会被大数据设计和选择;大数据时代实现量化一切,但是可能导致数据独裁;大数据作为一项综合技术也难免会产生一定的异化。     

论矛盾经济现象与矛盾经济学的价值——矛盾经济学研究之一

从1750年前后英国的产业革命到现在,世界现代经济的发展历史已经经历了约270年。这270年既是经济发展的270年,也是经济学研究的270年,当然了,也是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发展的270年。在这270年当中,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模式大概一直是"向好思路"、"冲浪模式"和"兄弟向前冲",即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倾向于把经济发展的许多事情都向好的方向看,保增长、高投资、高速度、加快发展、跨越模式、高收入、高消费和激励政策等,层出不穷,几乎成为世界经济学的主流用词。相反,常规经济学的研究极度忽视对经济学二重性的研究,即经济发展和决策的副作用和非均衡状态。如果我们把经济矛盾看作是某种"变异"的经济现象,这种变异的经济现象对世界经济、洲际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非常大。也就是说,以往的经济学研究比较缺乏理性思维和理智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政府经济决策的失误。矛盾经济学的提出,就是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思路。     

法治化语境下的基层矛盾化解路径选择

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强大的活力,大批社会经济体蕴育而生,社会分工带来效能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层级的分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多元化诉求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步入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叠加,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集中突显。基层是化解矛盾纠纷、维系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从法治化视角,梳理基层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基层矛盾化解的当下情境及瓶颈制约,进一步涵养法治文化,完善多元化解协同治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的能力,对于规避社会风险,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内在逻辑与时代主题

如何打开并阐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维视域,属于一道常论常新的时代命题。唯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主题,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才能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历史起点上鲜明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顺承与此的理论建构,有三个着力点:一是考证社会主义学理特征并明晰其历史方位,从内涵上阐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及其本质属性;二是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从逻辑自洽性展现其理论和实践的生命力;三是确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主题,正确理解并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