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将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具体地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以农业技术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选取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定城乡收入差距,以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得出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较小;当农业技术水平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后,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几乎增加了一倍.此后,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泰尔指数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技术水平为农业生产效率重新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其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文章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三个重要变量纳入同一模型框架中,在加深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视角的研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为什么历史上经营式农业不发展：以无锡为案例

本文基于第一、二次对"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资料,分析说明了无锡农村经营式农业的日渐式微,并从出租农地与雇工经营的收益方程、较高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的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家庭小农场的竞争三个方面分析了经营式农业不发展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当地较高但又不足够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了经营式农业难以发展.较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意味着发展经营式农业的高运营成本和高机会成本.不足够高又使得非农产业的需求与人数众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不相匹配,从而造成了家庭小农场和经营式农场之间的激烈对抗.我们也认为,中国未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可能会依然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家庭小农场扮演的角色可能仍然不容忽视.     

外商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

基于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争论，从农业研发、生产、贸易以及金融发展四个角度解析农业 外商投资（ＦＤＩ）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利用 １９９１—２０１７年 ６０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二者关系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业外商投资（ＦＤＩ）会 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产生显著负向作用，这意味着国际垄断资本的“趁人之危”要大于“成人之美”； 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粮食短缺严重、地理位置沿海以及非 ＵＰＯＶ成员国的发展中 国家，农业 ＦＤＩ对粮食安全的“趁人之危”效应更大；农业 ＦＤＩ虽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水 平，但会对农业自主研发能力和金融发展产生显著负向作用，并且会加重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贸易 依赖。     

农业数字经济财政投入效率的门限效应

如何提高政府投入效率促进农业数字经济高效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命题.理论上,政府投入农业数字要素极大地促进农业发展,但财政投入过度也会造成效率下降.基于独特的县域农业数字化程度、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支出、农业总产值等数据,采用门限回归模型验证上述假设.结果表明: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中政府投入效率存在最优区间;就全国整体而言,在农业数字化发展程度介于25.5％～34.7％时,财政投入效率最高,达到每万元财政投入带动农业总产值增加154.2万元;目前约7％的县财政支出处于合理水平,约63％的县财政投入不足,剩余30％的县财政支出过度.为此,建议投入不足或过度的县要调整财政支出额,实现合理的农业数字经济规模,提高财政投入效率,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业数字经济建设,优化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合理配置;同时,对投入合理的县,要进一步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加大大数据等无形资产投入,提升农业数字要素的杠杆能力.     

交易特性、社员身份与农业合作社合约选择

在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交易特性对农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合约选择的影响，发现社员身份特征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风险性和规模性对农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签订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合约具有明显的影响，其中，专用性对合约一体化程度的影响是正向的；而风险性和规模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合约影响是负向的。但和非社员相比，股东身份使资产专用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合约的正向影响作用变大；并使风险性、规模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合约的负向影响作用变小，即股东身份作为调节变量发挥了显著效应。     

德国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为充分彰显中国职业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作用和示范引领效应,应科学借鉴德国职业农民十分重视发展内涵与成长轨迹的重合、发展质量与人文环境的交融等成功做法,努力吸取德国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愿景谋划不深、专业化发展进程持续乏人等失败教训,从强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顶层设计、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组织保障体系等方面来提升中国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水平。     

我国农业微创新的实践及发展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微创新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是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目前农产品及其营销、农业技术、农业管理等农业微创新在各地不断涌现,但农业微创新支撑体系中存在着微创新主体创新能力不强、微创新资源缺乏、微创新基础设施不足、微创新环境不够完善等问题,抑制了我国农业微创新的发展。应从培育和引进农业微创新人才、完善政府服务、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推动融资多元化等方面入手来促进我国农业微创新发展。     

从“大包干”到现代农业发展:安徽凤阳县的经验与启示

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始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大包干"之所以在凤阳县形成,除自然灾害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当地群众的大胆探索和各级干部的包容支持。家庭承包经营后,为了促进小农户尤其是兼业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凤阳县一方面借助土地流转扶持专业户和重点户并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凤阳的经验表明,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强化各级干部的责任担当并坚持与时俱进。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再认识——基于发展“中农-家庭农场”的思路

适度规模经营是农村改革以来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政策概念。适度规模经营的合理性来源于农业经济和政治社会两个层面。在中国长时期保持"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这两个层面均应兼顾。对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农村的比较研究表明,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实现方式是"中农-家庭农场",其经营规模具有"适度"的特征,其经营模式兼顾效率和公平,引领农业现代化。国家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上,要明确支持新兴的"中农-家庭农场",构造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