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确权是否必然促进土地流转?——来自浙黔渝三县(市、区)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浙黔渝三县(市、区)320份农户调查,在系统阐述农地确权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验证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以往成果不同,研究发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地流转,确权反而会阻碍农地转出;确权对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没有明显影响;群组分析表明,确权显著负向影响老年农户的土地转出,但对中青年农户没有影响。因而,要高度重视农地确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做好分类指导和针对性政策应对。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地“三权分置”变革研究——基于珠三角S镇的农业调查

土地制度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珠三角等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经验表明,强化公有的土地制度安排可以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地权配置,提高了农地的利用效率,奠定了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改革初期,村集体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服务集中型规模经营"。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村集体反租倒包,整合了细碎化地权,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经营权。但是,现阶段的农地制度变革逻辑是从生产性制度向财产性制度转变,集体丧失了土地调整空间,锁定了地权细碎化格局,降低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因此,充分发挥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立足于土地公有制的改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论农地流转后用途异化倾向的法律完善

我国现有的农地管理法律制度存在农地社会功能弱化、相关权利主体农地收益分配失衡等滞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农地流转后用途的异化现象。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地用途管理办法》,在农地用途限制的原因与原则、农地用途维护义务主体、责任与监管制度等方面作出规范,并修订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由此形成系统、协调的农地保障法律体系,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建设服务。     

基于信任的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研究

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时,是选择书面契约还是选择口头契约,需要综合考虑交易成本和履约风险。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随着人们信任程度由低到高,选择口头契约的意愿越来越大,而选择书面契约的意愿越来越低。实证研究表明:信任度、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与血缘关系有关,对于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转对象,信任度高,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大;信任度、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与交易空间有关,对于同一村庄的农户来讲,信任度高,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大而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小。因此,促进农地流转市场低成本运行,培育农户之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     

有偿VS无偿:产权风险下农地附加价值与农户转包方式选择

农地流转市场的滞缓问题一直是政策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亲友或熟人之间的无偿转包行为被视为农地市场发育不完全的一种表现形式。文章理论分析了影响转出户是否收取租金的因素。认为由于转出农地存在产权风险,农地未来价值越高农户越可能为了追求产权安全而选取在当期无偿转出农地。基于固定观察点的实证结果也显示:非农就业不稳定(需要农地作为未来的就业保障)和城市郊区或镇政府所在地(农地未来有转入非农增值的可能)会降低租金收取的概率。     

农地流转视角下西部农户收入差异效应研究——基于陕西省483户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对陕西省2010年和2013年参与和未参与农地流转的483户农户收入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具有明显的提升效应,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前后,参与农地流转农户比未参与农地流转的人均纯收入多1060.59元。其中,农地流转对农户种植业收入产生负向影响,对养殖业收入、务工收入和农地流转流入产生正向影响,对农业补贴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影响不大。但近年来,农户务工收入等非农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农户兼业化程度也逐渐成为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     

交易费用、农地流转与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已成为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的中心议题。基于江苏、广西、湖北及黑龙江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交易费用是影响农地流转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农地流转中存在的交易费用既抑制转入户转入土地,又抑制转出户转出土地。因此,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进程中应全面降低农地流转面临的各类交易费用,促进农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