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受贿罪立法修订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对反腐败的态度仍然是坚决而明确的,在腐败犯罪的刑罚处罚上也在不断进行刑事规范的调整。我国刑法受贿罪经历了多次立法修订,《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的入罪门槛与刑罚档次有较大幅度的修订,“数额+情节”的刑罚模式得以正式确立。我国受贿罪的刑罚修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理性化与刑罚均衡化的现实价值,但是,受贿罪与贪污罪共用同一法定刑的格局应有所改变,单纯调整刑罚而不触动规范构成有其现实不足,受贿罪的终身监禁刑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多元困境,应进一步积极推进反腐败追赃追逃的国际司法协助,改善我国法治化反腐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完整解读《刑法》第17条

调整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是我国未成年人刑法改革的可行举措.个案中未成年人的罪行达到何等程度可定罪,完整理解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就尤为重要.其中,罪行种类量定了客观危害的严重性,成为对未成年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基准;而不同年龄阶段测查未成年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可谓判定其负刑事责任与否的特定依据.全面理解该条还需考虑我国的国际人权义务,以便立足国情贯彻儿童最大利益的政策精神.尤其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应在实践中适度从严从紧控制罪行种类标准与不同年龄责任能力等法律标尺,并对非必须适用刑罚的未成年人在尺度上适当放宽,以依法把实际受追诉或定罪的未成年人数量尽量降至最低.     

领导者如何防范“能者多劳”引致的多重信任危机

在实干环境下,"能者多劳"容易引致劳与不劳的矛盾、多劳与少劳结果的矛盾、上级苦心与下属不满的矛盾以及良好愿望与困境局面的矛盾,导致领导者陷入"左右都不对"的困境。究其根本,在于领导者未能立足公平底线、未能把握权责对应、未能平衡劳与得之间的关系、未能真正考虑下属情绪。领导者破解这一困境,需要依据岗位定职责,人人平等;考量贡献定报酬,公正决策;立足全局定任务,科学分配;兼顾感受定主次,合情合理。     

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谈领导者处置公正歧义的策略

传统观点认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诠释领导者秉公执法、讲究公平正义的经典实例,但它深刻反映了诸葛亮作为领导者在修为上的致命缺陷:自恋自大,只注重事务性工作,却不善于管理人才。诸葛亮在"挥泪斩马谡"过程中遭遇的公正歧义及其专断应对,折射出其授权障碍并导致人才管理的根基坍塌。为避免悲剧,领导者应遵守权变处置公正歧义的核心规则,即为事业服务、为人才服务。     

“领导公正”与“众意公正”的差异、冲突与双向调和

"领导公正"和"众意公正"在立场、效果追求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由此也形成了认知层面的错位和利益分配的不一致。对此,可以通过促进互动理解、夯实制度保障和凝聚文化共识来消除二者的冲突,使"领导公正"和"众意公正"达到动态平衡,在保障组织成员利益的同时促进组织健康发展。     

论道德公正及其维护

道德公正是指个人或组织履行道德时得到他人和社会给予的与其道德上付出相适宜的善意对待和回报,它主要涉及道德活动中给予与回报、付出与补偿之间的对等与平衡问题。与法律公正、分配公正等相比,道德公正有着自己的性质与特点,它主要依据的是道德上"以善报善"的公正原则。近年来,我国社会不时发生一些道德不公现象,包括"做好事反遭陷害""英雄流血又流泪""道德意义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等。道德不公,一方面,会降低人们履行道德的热情,导致道德冷漠;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成为一些人掩盖其不道德行为的幌子,即通过制造道德不公假象来隐瞒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维护道德公正,要对道德行为进行精神和物质上的嘉奖;对道德履行中导致的损失进行补偿;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正义原则与平等自由主义

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之后，人们了解到作为当时西方社会根本基础之一的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成为完美无缺的意识形态，它所强调的普遍有效性是可以进行质疑的。罗尔斯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的正义理论以对自由主义作出修正，这个有关公正或者说是正义的理论，着眼于处理分配公正的问题，并着重强调两大正义原则以及其优先性，从而建立起平等的自由主义。同时本文根据罗尔斯所立足的“平等”与社群主义做出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