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渊源者

本文在杜佑<通典>"都官改刑部"之说基础上,提出刑部渊源至少可推至西魏大统十二年"改三十六曹为十二部".在大统十二年之前,刑部渊源亦有迹可寻.在汉魏时代的"三十六曹"中,由于三公曹、二千石曹所主辞讼、刑狱非常接近,极有可能合并而成为后来的刑部.     

宋太宗朝和?入职刑部年代考辨——从《疑狱集》的编纂年代说起

《宋史》所述和?入职刑部的时间与其他史料不吻合。经考察,元人在编修《宋史》过程中,将和?仕宦履历删削失当,而致记事疏漏。实际上,端拱二年和?入职刑部,到淳化元年五月除授刑部详覆官,并非传文记述返京入职之始即获此差遣。     

唐代中央司法官员的地域来源及其变迁——以刑部尚书为视角

唐代刑部尚书的籍贯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超过八成来自河南、关内、河北、河东四道,其它地域分布极少,而各道所属州县之间分布也颇悬殊;四道所出人数比例在前、中、后三期呈现非常明显的连续递减态势,刑部尚书的地域分布呈现出由相对集中向相对分散变化的趋势;唐代后期,出自江南、淮南等道的刑部尚书明显增多,而他们都是由北方南迁后落籍当地的.刑部尚书的上述地域分布特点归因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殊的经济政治环境.     

谭嗣同被捕时间补证

笔者在《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中曾指出:根据谭嗣同的3封狱中遗札,以及魏允恭在致汪康年函中所记其在1898年9月23日目击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由"步军统领监送登车"发交刑部的情景,可判断谭嗣同之被捕,就在政变当天,即9月21日(八月初六日).皮锡瑞《师复堂未刊日记》对此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     

对顶头上司要敢于“提醒”

<正>乾隆皇帝闲着没事,到圆明园耍;耍起来也不尽兴,便弄园内的珍奇宝贝耍;翻箱倒柜地找宝贝,发现不对劲,有好几件宝贝被贼偷去了。乾隆气得吐了第一口血:哪个贼胆大包天,敢来偷我皇帝老子的东西?不像话!乾隆心情大坏,着实发了脾气,召人查案。查案的人脚不点地地来了。很快案子破了。这倒不是乾隆英明,也非手下能干神勇,而是作案人太没技术含量:除了家贼,谁来偷?偷技达到偷皇家水平的,很多,但胆敢偷皇帝家的,几乎没有。皇     

“钟雪松”人名及名份辨正

2008年1月7日《广州日报》都市版A11刊登的《明代古尸全身关节还能活动———广药“人体科学教育中心”落成东莞明代状元家族古尸现身大学城》一文,数次提及“东莞明代状元钟雪松”和“东莞明代状元钟雪松(官品至刑部尚书)”。此误也。其一为名字,是钟雪松?抑或钟松雪?据2003年     

严氏父子的下场

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狲、董传策联手行动，在同一天上疏弹劾严嵩。吴时来说：严嵩辅政二十年，文武官员升迁或罢黜，由他一手包办；纵容儿子严世蕃出入禁地，代行内阁首辅职权。严世蕃因此招权示威，     

清代法制体系中“部权特重”现象的形成与强化

从清军入关到乾隆中叶的一百余年里,王朝的刑名制度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顺治年间全盘接受明制。康熙初年强烈逆动进而形成以刑部为轴心,各层面高度集权、上下相制的新朝新体制。到雍正年间,王朝着手对刑部这一已经成为刑名系统中地位最重,但碍于旧规模不能适应新角色的机构进行了渐进、深入、细化的改革,如提高部员文化素养和法律素养、变革司官升转途径、调整部内官吏关系,以及改善部臣与督抚关系等等。乾隆以后,随着律例馆和秋审处二机构运行机制的完备,刑部得以承担起"天下刑名总汇"的重任,并开始主动向整个系统扩散积极影响,形成良性的互动。这样一个过程,是王朝在坚持强化旧体制的同时成功统治一个人口资源矛盾空前的大帝国的重要保障。     

刑部渊源考

本文在杜佑《通典》“都官改刑部”之说基础上,提出刑部渊源至少可推至西魏大统十二年“改三十六曹为十二部”。在大统十二年之前,刑部渊源亦有迹可寻。在汉魏时代的“三十六曹”中,由于三公曹、二千石曹所主辞讼、刑狱非常接近,极有可能合并而成为后来的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