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化自然背景下自然的目的性新论

自然有没有目的性，如果有的话，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自然的目的性是否具有层次性，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不同形态的自然及其目的性，等等。这个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回答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机械论和传统唯物主义是否定自然的目的性的，西方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往往形成自然与社会、物质和精神、理性与非理性等等二元因素的对立。而儒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明确主张，或从现代现象学可以推断出，自然界不但存在着目的性、主体性，而且存在着它们的差异性，如马克思强调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自然与历史的一体化，而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不是墨家所说的具有绝对主义倾向的“兼爱”。也就是说，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按照从高到低的价值顺序，微生物、植物、普通动物、人，都是具有独立的意志和价值的生命体。在道德的理想性、超越性上，它们是平等的，都是爱和尊重的对象，而在现实性上，它们对人的价值是不同的，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应该是不同的，即是有差等的。     

回归自然天性的呐喊——生态伦理视域下的《野性的呼唤》解读

《野性的呼唤》是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讲述的是一只被文明教化的狗被人盗卖后,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最终回归野性变成狼的故事。基于文本和生态伦理理论,试图从生态伦理的视角解读作品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在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人类自我意识日益觉醒的当今社会,这无疑会带给人类新的启示。     

刘、柳与元、白交游始年考

刘禹锡、柳宗元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的始年,学术界要么漠视,要么避而不谈,实在绕不过去则存疑,则云早年交游无考,如为这些诗人作年谱、编年笺注的朱金城、卞孝萱、陶敏、施子愉等,大致不外乎这几种情况。但事实上,对这段历史中的人事关系作一个精细的梳理后,便能发现,刘、柳与元、白的交游始年当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考定刘、柳与元、白交游始年在贞元十九年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点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贞元、永贞、元和之际当时复杂的人事关系,尤其是对元、白早年的政治态度和倾向,能够得出新的定位和思考。     

论民族生境与民族文化建构

民族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逐步地达成了一个共识，建构一种文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系统，文化的建构是以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为底本，以并存的社会生态系统为参照，文化这一信息系统不断偏离与回归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在世代延续过程中逐步认知、积累其成败的经验与教训，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起来。民族以文化为分野，不同民族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互有差异，这就形成了民族生境的差异性，而民族生境的差异性也同样会建构出不同民族文化事实体系的差异性来。     

“古色”“自然”与“性灵”——王世贞汉魏诗学术语论

明中后期,传统的"格调"论说已不能提供更多的理论阐释,新的诗歌美学概念与诗学思维正被尝试引入汉魏诗学中,王世贞便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人物。其汉魏诗学术语论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新旧思想交替发展的轨迹。汉魏诗歌"古色"论的提出是为了消除"本色"论的含混性,"古色"本身仍表现出对"格调"的追求。"自然"与"性灵"论说的提出使王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公安派的理论先驱,但二者的获得并非是无条件的,需要以"古"为前提和基础,这也是王世贞"性灵论"与公安派"性灵说"最大的不同之处。     

儒道会通与现代理想人格的建立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开创的两个重要文化基点.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两种文化构成了士人进退出处、塑造自我人格的重要参照.从人格塑造的导向来看,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倡导自然人格,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崇尚社会人格.对现代社会而言,二者仍是构建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文化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