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

康德对范畴客观性的先验演绎最终完成于后演绎的“原理分析论”经验类比部分。经验第二类比关于因果性的证成有赖于主观时间秩序与客观时间秩序之间的有效区分。对客观性的传统解读有两种：客观实在性和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但传统解读没有成功处理“客观性”的二难，以至无法令康德对范畴运用规则及其界限的说明同时抵御认识论和道德哲学中普遍怀疑论的攻击。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即以别种表象方式的可能性为前提的跨主体视角下的客观实在性，可以消解传统解读的二难。承认这样一种客观实在并不与康德哲学的批判原则相冲突。     

劳动作为出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史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章《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其中指出，1957年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能升学，绝大多数将不能升学，主要出路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以这一社论为切入点，通过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小学普通教育和适应国家治理需求的历史实践过程。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视为“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的重要议题，那么，如何对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作出时代性回应就成为理解这一问题史的关键。     

美好生活、民生保障与劳动幸福权的最大化实现

美好生活是一种人人期待和向往的生活状态，但要使得这种生活状态成为一种可测量和可触摸的具体存在，则离不开劳动幸福权概念的出场和引入。美好生活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与当前阶段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幸福权。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幸福权，民生才能真正得到保障。这样的新型民生保障与传统的那种救济型、仁慈型、施舍型民生保障是完全不同的，它属于更加深层的民生保障。这样的深层民生保障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劳动幸福权理论上才能得到学理支撑。劳动幸福权是每个人皆拥有的不可转让的初始权利，体现的是每个人获得属人属性的天然权利。它既是一切合理性之合理的根据，也是一切不合理性之不合理的根据。每个人都需要在创造性的诚实劳动中实现劳动幸福权。     

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差异测度方法探究——基于北京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北京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构建了人口年龄布局系数指标来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空间差异。该指标不仅可以比较两个或多个区域之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也可以分析某地区某年龄组人口相对于总体的分布情况。通过对北京市人口年龄布局系数的比较后发现,少年儿童人口的空间布局出现了由远郊区向近郊区的向心扩展,劳动力人口集中分布于近郊区的格局得到了改善,而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出现了非连续性的离心扩展,城市核心区老年人口高度集中的现象一直存在,并且核心区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郊区。     

城镇化、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来自重庆37个县(区)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基于2000—2016年重庆37个县（区）面板数据，使用序列DEA方法测算了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间演变，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考察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2000—2016年间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2007年后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为明显，并且重庆市各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其次，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研究还发现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以及金融发展程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布鲁诺的伦理思想研究

布鲁诺伦理思想秉承了德性幸福的传统,反对基督教的基于原罪说和性恶说的守贫禁欲财富观,把劳动和幸福结合起来,主张劳动创造财富。国家必须对它的公民的生活施加道德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在思想上正确地对待财富,国家也要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消除贫富分化以维护政治秩序。由于时代所限,布鲁诺不可能认识到不合理的私有制是造成阶级分化的根源,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爱”的幻想中去。     

建筑领域农民工的劳动关系认定

建筑领域灵活用工方式盛行,为经济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是劳资矛盾的高发地带,探究其间的因果关系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对建筑领域农民工劳动关系应予如何认定的法律规定不足,是纷争不断的重要原因,因其导致司法实务裁判各异,无法公正合理地保护建筑领域农民工权益,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解决建筑业农民工与用工主体的法律关系问题,应跳出标准用工中认定劳动关系的局限性,通过观察用工单位在这一劳动关系中所处作用的大小来判断从属性强弱,进而适度配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化解纠纷。这一过程应严格把握以下几点:将符合劳动法调整的那部分社会关系纳入劳动法保护中;适度配置双方或多方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合理关照与建筑业农民工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权利。     

“互联网+”背景下的快递员劳动关系界定

快递员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动,面临着法律关系难以厘清及定性的问题。多级承包关系浸润快递行业、以承包关系排挤劳动关系的行规的现状,更加重了法律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在互联网介入劳动提供过程的时代背景下,德、日等国提炼"从属性"概念并构建相应审查标准,美、英等国以"控制权"概念为核心构建判断标准,并通过"Uber"案等司法裁判形成裁判要点。相形之下,我国依据2005年《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建立的劳动关系"从属性"判定标准亟须调整及完善,以适应劳资关系不断复杂化的劳动力市场现状,同时,应在以承包关系介入的情形下强化连带责任,妥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对建立企业信用体系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发展的思考——基于劳动保障监察之视角

新常态下,国家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企业劳动诚信成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利用企业诚信档案实现劳动保障精准监管和服务,成为当前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劳动保障信用监管工作中凸显出来的重点、难点问题,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信用资源整合共享、提升公众参与意识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在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中强化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初步思考,以期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发展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