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君原臣》小引作者考

孙中山持赠日本友人南方熊楠《原君原臣》的小册子,是兴中会用来宣传革命思想的最为重要的宣传品之一,其小引作者署名"杞忧公子"。"杞忧公子"到底是谁,学界或认为是王韬、或认为是郑观应、或认为是孙中山。认为是孙中山的,虽有详实考证,但其论证存在诸多不自洽的地方,难以令人信服。认为是王韬或是郑观应的,没有严格的考证,并缺乏可靠证据,也不足为信。其作者到底为谁?这不仅将关系到该作者在近代思想启蒙方面充当了何种角色,也将涉及到《明夷待访录》在晚清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等问题。本文从郑观应的思想倾向,其著作与《明夷待访录》的比较、其本人与孙中山的关系等方面详加考察,认为小引作者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王韬,而应为郑观应。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启蒙

1897年,孙中山先生赠日本友人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摘录本《原君原臣》小册子,孙中山在以杞忧公子之名发表的《序》里指出:人民设立君臣都要"为民役;"黄宗羲这一"超越千古"的"高瞻远识",可以"启迪后生小子之蒙",表示对自己当时的民主思想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孙中山将黄宗羲的君民之间主客关系,发展为主仆关系,此后他一再强调国家官吏都是人民"公仆",这成为他的民权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写于西方近代民主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之前,说明民主思想在中国并非舶来品,它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借鉴作用。     

公议社会的建构: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从《原君》到《学校》的转换

对于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不论以民本还是民主来界定,历来多以《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为据。作者首先辨析《原君》文本,指出其与特定的历史境遇相关,其实乃针对明代尤其晚明的昏君而言,其中甚至隐含了承认易代鼎革合法性的思想。而即便抽离具体的历史脉络,《原君》文本的思想在理论的层面上也并不构成对君主制本身的批判和否定。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其实当在其《学校》一篇,其中包含的建构公议社会的思想甚至举措,即在今日亦颇有其合理性,其价值不在于以往所谓与西方议会性质近似,而在于与当代西方民主最为前沿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关于“公议”的思想多有相合之处。因此,如果要从黄宗羲思想中发掘契接现代民主的资源,仅就《明夷待访录》而言,重点当由《原君》转换到《学校》。     

“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析《明夷待访录》的“明夷”——兼评黄宗羲的民主思想

黄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有很大思想价值的著作。《辞海》(1979年重新修订)对此书的命名,认为是因黄氏“向往箕子为周武王陈《洪范》,故以名书。”(《辞海》缩印本第1390页)《辞源》(1979年修订本)也认为黄氏“当易代之际,自感不遇,又不欲出仕,因取明夷为名” (第二册,第1413页)这些说法,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黄宗羲原来的书名是《待访录》,“明夷”二字是乾隆时首次刊刻其书的郑性。     

毛遂后裔中的名人和伟人考略

毛遂(约公元前285年-公元前228年),战国时期赵国(今河北省鸡泽县毛官营村)人,平原君上客、谏议大夫,纵横家鬼谷子的关门弟子.公元前257年,秦围赵国都城邯郸.国难当头,毛遂自荐请缨随平原君出使楚国.当合纵未决时,毛遂见机行事,快步上前、软硬兼施、手按宝剑,陈述利害,说得楚王连连点头称是,并与之歃血为盟,赵国因而获救."三寸之舌,胜百万雄师"成为千古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