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思想的道家情结——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谈起

鲁迅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句名言在学术界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也有的认为这是对道教的否定。文章认为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影响力是广泛和深远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个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从鲁迅的文章和言论中,随处可以看到道家思想的痕迹,所以鲁迅与道家思想是有着不解之缘的。     

对象化视域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差异

费尔巴哈以其对象化理论揭示了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宗教的本质、消除宗教异化的路径。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致力于从世俗基础中去寻找宗教产生的根源，但同时，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对象化理论的扬弃，同样从这三个方面出发，产生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更为科学的宗教观。     

司法附属行政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法官地位

“司法附属行政”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代法官地位就呈现出鲜明的附属性特征，这种特征同样体现在法院的地位和司法权的地位上，这也导致中国古代法官没有专门的职业保障制度，而这一切都深深地镶嵌在当时的人治大背景之中。通过与现代法官地位的比较，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古今法官地位以至整个司法状况的巨大差异。中国现代法官地位在独立性方面相对于古代法官有了巨大改善，但仍然不尽如人意，还需要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进行反思和重点关注。     

新中国宗教治理方略的演进路径及内在逻辑——基于宗教管理政策性文献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宗教管理的政策性文献。运用现代国家治理的理论与方法,分析我国不同阶段宗教管理的政策策略,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宗教治理方略的变迁,经历了从政策性管理到法制化管理,再逐步转向法治化治理的演进路径。新中国宗教管理的策略与方式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特征。执政党宗教治理理念与方略的演进路径,与国家治理理念和战略的转变一脉相承,具有历史必然性。     

学术史案与角色价值——夏中义教授访谈录

张蕴艳(以下简称张):先生,我发现近年在您的王元化、朱光潜等学术史案研究中,不时提到"日丹诺夫"的名字,并冠之以"日丹诺夫主义"。您将此"理论模型"概括为一对"正负△":1.由所谓政治上的革命或进步→哲学上的唯物论→艺术上的现实主义,这三者构成"正△";2.由所谓政治上的反动或没落→哲学上的唯心论→艺术上的非现实主义乃至反现实主义,这三者构成"负△"。您是否认为日丹诺夫是1949年后中国文论建构绕不开的一个符号?又为何称之为"主义"?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宗教发展的新变迁

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较为深刻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我国宗教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各宗教总体呈复苏发展之势,宗教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华宗教生态圈的动态平衡面临新的调整,信教群众的结构显著变化,信徒的阶层分布均衡化,宗教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和现代化,宗教领域的矛盾也日益复杂.这些变化对我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我国国家治理尤其是宗教事务治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宗教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团结如何可能?——哈贝马斯的思考及其启示

罗尔斯认为,宗教必须与政治截然分开。哈贝马斯则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会涉足公共领域,宗教也可以提供合理的、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宗教世界观在进入公共事务讨论之前要经过世俗化的"翻译"过程。哈贝马斯试图在世俗主义和宗教多元主义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商谈伦理的道路。     

建构“公民—民族—宗教”间的“叠合认同”——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为例

宗教对话是宗教界、学术界开展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以及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沟通、交流的活动。一般而言,宗教对话可分为教内对话、教际对话、圣(宗教)俗(社会)对话乃至宗教交往几个层面。本文所论耶伊对话,在强调宗教教义对话层面或宗教组织之间沟通活动的同时,亦特别关注以宗教信徒的行为及其所构成的交往关系,注重宗教之间交往互动的社会形式,注重考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往的可能性和社会空间。在此基础上探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交往的社会及公共性特征,建构一种与宗教对话并行不悖的"宗教交往论"。最重要的是在民族与宗教信仰方式之间建构和重构国家认同、公民认同、民族与宗教认同,将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同时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固有特征,成就一种"公民——民族——宗教"之间的"叠合认同"方式。     

西方中世纪宗教与世俗二元文化影响下的声乐现象解析

作为Bel Canto声乐体系的萌芽期,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声乐艺术在宗教与世俗二元文化的作用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宗教文化中的声乐现象以服务宗教仪式为宗旨,以格里高利圣咏为中心,围绕对圣咏的修饰和扩展,逐步体现着作品体裁、表演形式以及歌唱技术的全面复杂化趋势。而世俗文化中的声乐现象在充分展示世俗文化特征的同时,又无法避免地接受强大宗教文化的浸染。二者在对立与并存中共同推动着Bel Canto声乐艺术的系统化构建,为Bel Canto声乐体系的主体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