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宫廷游艺赋的"国典"性及对汉大赋的追摹

唐代宫廷游艺赋大量出现,既是游艺赋自身发展使然,更是时代因素所促成.伴随其发展背景、创作场景和目的的官方色彩,诸赋内容多关涉岁时庆典、讲武练兵、外交往来等比较严正的"国典",是宣扬王德大化、诗教传统的一种文学表达.从辞赋本身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在讽谏主旨的回归和壮美风格的遥应两方面又展现出追摹汉大赋的创作倾向.由此亦可从一个角度揭示辞赋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从敦煌文书看唐代人生目标定格的心理教育

敦煌文书中,有诸多唐代人对满月时的孩子,以及对婚礼上新郎和新娘的颂愿文.孩子满月宴和婚礼宴上,要请"文朗"等人诵读"愿"文.满月时,颂愿男孩:身体健壮,智慧、孝友、忠良,向善、从善、积善,结交不凡之人,心境逍遥,严于修身,学富报国,维护正义,光耀家门.颂愿女孩:贤淑端庄,秀丽守贞,明理聪慧,心善身修,断疑除惑.也告诉家庭:孩子是"仙"降人间,父母宜承恩善养,以报天恩.婚礼上,颂愿婚姻:从结婚开始,男女双方彼此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是家族成员的一分子,共同的责任是生儿育女,共荣共升,双方要束然少年之气.颂愿新郎:潜心家业和事业.颂愿新娘:妥当安排家中之事,相夫教子.这些愿文内容实质上是唐代丝绸之路河西段特殊的社会家庭中,人生目标的定格心理教育,对当时该地区乃至整个大唐和谐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有一定的铸造之功.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步辇图》赏析

阎立本(约601~673年),中国唐代画家兼工程学家。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临潼县)人,出身贵族。其父阎毗北周时为驸马,因其擅长工艺,多巧思,工篆隶书,对绘画、建筑都很擅长,隋文帝和隋炀帝均爱其才艺。入隋后官至朝散大夫、将作少监。兄阎立德亦长书画、工艺及建筑工程。父子三人以工艺、绘画驰名隋唐之际。阎立本的绘画艺术,先承家学,后师张僧繇、郑法士。据传他在荆州见到张僧繇壁画,在画下留宿十余日,坐卧观赏,舍不得离去。后人说他师法僧繇,人物、车马、台阁都达到很高水平。     

唐代长安与丝绸之路

<正>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最盛时人口超过百万。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伎》诗的自注中,回忆玄宗时代唐朝对西方的交通时称,当时在长安城西面北门开远门外建树了一座堠堡,上书"去安西九千九百里"[1](P54),表示戍人不为万里行。这段记载屡被相关文献征引①,可知在开元、天宝盛世,唐朝政府特别以堠堡作为标志物,向天下昭示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地位。据     

唐代女性书写的“拟男化”特征

唐代女诗人不仅在女性很少涉及的战争、政治等重大题材方面大显身手、独领风骚,而且在女性常写的闺怨、爱情及日常生活题材方面也呈现出男性化的倾向.在审美情趣上,唐代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骑射、胡服、袒胸露背、抛头露面,追求阳刚之气.在诗歌风格上,追求格调高远、意境雄浑的士大夫风范,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个性意识.这一切,都使得唐代女性书写呈现“拟男化”的特征.呈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与诗人拟男化的心理有关.     

唐人对女娲神话书写考述

唐人在著述中常常提及到女娲神话,而在文学中女娲也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学母题原型,成为"创造万物、构建秩序、救民困厄"的文学意象符号,演变成了造福人类的意象载体。与唐代以前女娲神话的文学书写意象不同,唐代的文人更多的是以女娲神话作为一种符号来表达自我情怀。而这种模式也使得女娲神话的书写呈现出由集体政治意识向个体生命意识、由宏大理想向现实情怀的转变。从唐人对女娲神话的态度和评价的转变中,可以更好地了解作家们的思想心态,从而更本真地把握唐代文学。     

唐代江西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历史地位

唐代的江西,因其便利的交通,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丰饶的物产,发展了粮食、茶叶、瓷器、木材等产业,并且大量转换为商品,同时把岭南广州进口的海外珍异商品转运到其他地方贩卖,促进了江西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另外,新的商业组织和市场形式产生,大量货币的使用与流通,商业都市空前繁荣,再加之商人群体的活跃,因而促进了唐代江西经济的发展。由此也奠定了江西经济在五代和两宋经济繁荣的根基。     

唐代东亚海上交通网中的“德物岛”海域

唐高宗出兵百济时的"德物岛"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的"得物岛",在不同语境中的地理指向并不相同,分别指的是今韩国大阜岛和德积岛。但就地理学范畴而言,"得物岛"实际上应该就是"德积岛",由于唐时中国人对朝鲜半岛的海洋地理认知不清晰、信息来源不确定、信息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的偏差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史籍中"德物岛"和"得物岛"这两个音同字异的名字,以及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地理指向。这正是"德物岛"在当时的东亚海上交通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直接体现,"德物岛"海域是唐代东亚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