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及其主导的“宗唐文学观”

南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民族主义大旗下掩盖了许多矛盾、对立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倾向。但南社仍有一个主导的文学观,这就是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反映了南社作为进步团体的特征的“宗唐文学观”。柳亚子等人提倡唐音,正在于其时代精神相契合,而契合点即是南社精神与唐音传统中共有的反抗、进取的特点。     

一代冠冕：韩元吉的诗歌成就及其影响

久为学界所忽略的韩元吉,被南宋人视为“一代冠冕”,诗歌多寓山河家国之感,苍郁俊劲、清腴朗润,成就与“中兴四大家”相伯仲。其诗学渊源得叶梦得指授,复影响陆游等中兴诗人,诗风蕲向“腴润”,对南宋诗坛“唐音”之复归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厥功甚伟。     

书法

懒钓银鳞不种花，唐音宋韵伴生涯；诗词一世结知己，笑对他人贬与夸。     

浅析雨森芳洲的民族风俗语言观

江户时代,在多种语言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背景之下,边缘文化向主流文化靠拢,东亚三国之间形成了类似的文化认同和思想倾向,但是建立在"言语差而风俗殊"的多元文化框架之上,难免出现与之相伴随着的文化摩擦和冲突。由此呈现出脱离传统汉字文化圈,转而全面地肯定本民族之"风"的局面。通过分析雨森芳洲的风俗语言差异,反思东亚三国语言文化交流史,将会给人们留下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的学术思考。     

胡震亨《唐音癸签》之诗体观述论

胡震亨的<唐音癸签>通过选录编排前人诗话来表达其诗体理论,其诗体观可析为"分体论"、"辨体论"两个层面.前者依声律、句式、音乐来全面认识唐诗体裁;后者则分别从风格、声调、作法等角度论述各体特色及创作原则.前者为体,后者为用.胡震亨的诗体观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理感”说与中古诗学的突破

"理感"是以理感物,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对象化方式之一。萌芽于玄言诗时代的"理感"说,与"以情感物"并列,是中国诗歌构思模式之一,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线索。"理感"说经过了南北朝至盛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积淀,至中唐逐渐成为诗文的审美追求,并在宋代得以成型,是唐音向宋调转化的根本动因,也是中国诗学内在的理论突破。     

蜕变与革新中的古典唐诗学研究

古典唐诗学的演进至清代进入总结阶段,实际上也就是其终结阶段.尤其是清中叶后,随着主流诗坛诗学趣尚的变化,一些具有革新意识的诗人和诗论家开始从新的视角来观照古典诗歌(包括唐诗),"诗界革命"诸子将解读唐诗的视阈指向域外,王国维初步引进近代西方美学的观念来观照唐诗,这一现象说明古典唐诗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昭示了古典唐诗学研究发生变革的路径与方向;至于民初柳亚子等在南社重新挑起唐宋诗之争,鼓吹振兴唐音以发扬民族精神,亦只是"旧瓶新酒",昙花一现而已,这一切都表明唐诗学史的传统路径已走到尽头,新的变局正在来临.     

杜甫与黄庭坚

江西诗派后学张“一祖三宗”之说 ,虽然远绍杜甫 ,但黄庭坚才是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 ,他正是通过学杜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貌的。他对杜甫的学习是全面的 ,也是创造性的 ,本文从思想内容、对前人遗产的态度、句法、音律、遣词用语的特色等方面对黄庭坚与杜甫作了全面的比较。对“唐音”“宋调”的同异承继关系 ,亦有所论及。     

论夏竦诗歌的过渡 性

夏竦生活时期的诗坛,新旧诗风交替过渡。夏竦的文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具有两面性：既有对西昆体的继承与发挥,也呈现出诗文革新派的风格;既有“唐音”的余绪,也有“宋调”的先声。在中国古代诗歌由“唐音”到“宋调”的转变过程中,夏竦的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即宋代诗风形成中的过程性特征。     

从“音律正变”理论到格调说——《唐音》在元明诗学嬗变中的理论意义

明代诗学以格调说为中心，对中国诗歌的美学结构和风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就是巨大的。为理清格调说的理论内含，必须对其理论来源进行研究。本文对明代前期——格调说的形成期理论的衍变进行了分析，汰去旧说对《唐诗品汇》的误解，着重论述《唐音》的音律正变理论对于格调说的导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