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嵩《嘉祐集》《治平集》以及《论原》考论

契嵩曾自编《嘉祐集》《治平集》,然二集编纂时间不详,其内容在陈舜俞、释怀悟描述中则相反.契嵩曾寄王存《答王正仲秘书书》,中涉《嘉祐集》.考王存当时官职、任所,可知《嘉祐集》编成在治平三年以前.又,综合契嵩、惠洪、怀悟关于《嘉祐集》内容之描述,可知陈舜俞之说为误.《论原》为契嵩作品中重要系列,然其名不见于契嵩文章中,而其编纂时间亦不详.今考怀悟相关论说,结合契嵩与韩琦书信,并分析《论原》内容,可知《论原》为契嵩自编、自名,而编成时间在嘉祐七年以后.《论原》为《嘉祐集》之部分,故知二者成集当在嘉祐七年至治平三年之间.     

大历十才子名号考

文章于陈尚君先生考证之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大历十才子称号、姓名之具体情况,特别是分析了<旧唐书>、"卢纶诗题"、<新唐书>、<嘉祐杂志>等文献史料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认为:大历十才子这一集体性称号最早出自<旧唐书>记载,<新唐书>则在<旧唐书>及"卢纶诗题"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十才子之具体姓名;<嘉祐杂志>的出现虽早于<新唐书>,其关于十才子的记载在可靠性上反而不及<新唐书>.     

论苏轼早期诗歌创作

苏轼是我国宋代的大文学家和最著名的诗人。苏诗最能体现宋诗的艺术特点,它对宋诗和后世诗歌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苏轼的早期诗歌创作,是指他于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赴大理寺评事签书风翔府判官厅公事任以前的诗作。这是苏轼二十六岁前的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唐代诗人李嘉祐创作心态初探

李嘉祐是大历时期的著名诗人。其诗歌创作有"中兴高流"之称,在大历诗坛具有一定影响力。由于作家的创作心态与作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故本文试图对李嘉祐的创作心态进行探究,以期更好的把握其诗歌创作。文章结合李嘉祐诗歌作品的相关内容和李嘉祐的人生经历,从其人生态度和心理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李嘉祐的创作心态主要呈现为:积极入世的济世心态、沉沦下僚的穷愁心态和自我调适的隐逸心态。     

再论嘉祐"太学体"与"古文"的关系

欧阳修嘉祐二年排抑"太学体"的对象究竟是指古文,还是骈俪的时文,需要从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时不顾科场旧制,执意以论"大纰缪"黜落刘几,同时又以苏轼论之特出破例擢拔等事件中来分析.欧阳修排抑"太学体"的目的在于提升论、策即古文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并通过对刘几的打压与对苏轼的扶植两种不同的方式显示其对古文写作之"非"与"是"的认定.对皇祐五年进士群体中"求奇"趋向及郑獬曲折中举事件的分析,则进一步显示嘉祐"太学体"之"怪谲"已发源于皇祐年间的进士程文当中,而非刘几个人骤然为之.     

文星璀璨的嘉祐二年贡举

嘉祐二年贡举的两个月是北宋文星璀璨的两个月。此科的考官多为仁宗朝的文化精英,此科的进士多为神宗、哲宗两朝的文化精英。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皆群集于京城。欧阳修为了纠正诗文革新中的不良倾向,采取了两条有力措施。一方面把生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苏轼兄弟置之高等;另一方面对太学体给以致命打击,凡为险怪奇涩之文者皆黜。这改变了整个宋代文坛的风气,形成了以平易流畅为特征的宋代文学风格,奠定了整个宋代乃至元、明、清各代文学发展的基础,并对邻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欧阳修权知嘉祐二年贡举的最大贡献。     

"爱元祐"与"遵嘉祐" --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

宋高宗"爱元祐"之背后实为"遵嘉祐"."嘉祐之治"是南宋君臣心中的最高政治指归."遵嘉祐"与"爱元祐"是与遵守"祖宗家法"相一致的."祖宗家法"和所谓盛世楷模的笼罩和束缚,使赵氏宋朝的后继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关键时刻错过和放弃改作的机会,并最终关闭通向变革的大门.     

北宋王回兄弟文坛交游考述

北宋王回兄弟在当时文坛文名盛大且交游广泛。在其交游圈中,苏颂与刘敞、刘攽兄弟等文学名士是其少年时代之同学。欧阳修知颍州时,其座上名士盛多,曾有＂聚星＂之说,而王氏兄弟即身在此列。仁宗嘉祐间文士鼎盛,王氏兄弟与王安石、曾巩、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刘敞、刘攽、常秩、孙侔、王令等人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交游团体。王氏兄弟三人均不幸早逝,以至于其文学活动戛然而止。然借助于这些交游者的笔墨,使王氏兄弟的性情特点和文学成就留名于后世。     

朝堂内外:北宋东京的士人交游——以“嘉祐四友”为中心的考察

东京士人的交游遍布朝堂内外的都市空间,他们日常的往复过从,营造出特有的社会氛围。身处北宋的政治中心,东京士人的交游与朝堂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称为"嘉祐四友"的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司马光诸人,在宋仁宗时开始登上东京的活动舞台,在朝堂之外游从聚合。宋神宗即位之后,随着政局的变幻,"嘉祐四友"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彼此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基于在变法上政见的分歧,昔日的好友在政治上开始对立和斗争,个人关系也渐行渐远,朝堂外的交游更无从谈起。朝堂之外与朝堂之内既有不同,又密不可分。官场的纷争往往与个人之间的恩怨交织互动,伴随着时代的风云跌宕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