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宝盆里的人类遗产

四川历来是富庶悠闲、别有洞天的旅游佳境，被古人誉为“优游天府”。“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于公元669年5月“自长安观景物于蜀”。写下了“入蜀纪游诗三十首”，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巴蜀旅游史上以旅游为目的地、个人旅游的最早记录。在他之后，诗圣杜甫入蜀，带着中原人的文化眼光，忽然感到蜀中是山川习俗迥异的“别一世界”。直至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盂入蜀，还写下了这样的观感：“入四川更惊其人工生产：入其野，桑麻遍野，井井有条，其农之勤可知。入其市，人工制造的物品，陈列满场，且发运他省者相望于道。此等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如加点缀，即可成为一东方的巴黎。”     

初唐四杰赋篇目及分类探讨——兼论初唐赋分体发展的趋向

对初唐四杰赋的篇目归类，由于对诗、骚、赋文体界定的争论问题，一直不曾有明确的界定，时四杰赋篇目中的各体文体因子因而也很少人认真关注。四杰赋中几乎各体因子兼备，是汉晋以来初唐赋分体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侠义的落寞：《风尘四杰》的现实关怀

以王度庐小说《风尘四杰》的个案分析入手，探讨民国时代“侠义”作为一种传统精神范畴在现代性社会体制中所遭遇的窘境。当平民作家带着旧式知识分子的悲悯和部分接受新式思潮影响的个体自觉意识来书写落魄的侠士之时，他所指向的其实是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无奈感与挽歌情怀。     

唐风 归来兮

唐朝无疑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朝代。从初唐四杰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批伟大诗人的出现,可谓是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无论其作雄浑阔大、清莹精炼,还是其作意蕴幽幽、气吞山河,无不回荡着大唐的隆隆雄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矾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评《马关条约》割台后台湾诗坛四杰的诗歌创作

在《马关条约》割台之初海峡彼岸爱国诗歌创作的高潮中,丘逢甲、洪弃生、许南英和连横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诗人,堪称台湾诗坛四杰.他们用自己的泣血之作抒发对台湾沦亡的巨大悲愤,讴歌台湾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表达收复台湾的坚定志向,倾诉对祖国和故乡的思念之情,内蕴着深深的中华情结,高扬着强烈的祖国意识,在台湾文学与整个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并有着历久不衰的思想与艺术价值.     

《小招隐馆谈艺录》(四)

续卷三论金元明清四代诗派马伯庸、袁伯长才气开张,在杨、揭、范三家之上,而得名反次之,知人论世,以俟后之不随流俗俯仰者。注: 马祖常,字伯庸,天山人,元诗人,有《石田集》。袁桷,字伯常,宁波人,元学者,有《清容居士集》、《易春秋说》。     

不废江河万古流——评骆宾王有关妇女题材的两首歌行诗

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中一位感情丰富的诗人。保存在《骆临海集》中的优秀诗作,通过精美结构和华丽词采,把诗人跳动的感情脉搏,不同的心灵感应,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他的歌行名作,尤其富于感情色彩。《帝京篇》早在唐代就被推为“绝唱”(《旧唐书·文苑传》)。“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基本上是自我“抒情”之作。《畴昔篇》是骆宾王因事系狱,“出狱”后对“生平行迹”(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所作的自我回顾。不只明代高棅、胡应麟有“富丽”“赡”“极”之誉,已故文学史家郑振铎还赞为比《帝京篇》更弘伟,“是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篇巨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     

初唐文士入蜀现象的诗坛反响论略

入蜀是初唐时期渐成规模的文士区域性游历现象,包括知名诗人、文坛盟主在内的众多文士出入蜀地,创作出大量入蜀题材的诗歌,引发一系列诗坛反响。其一,初唐诗坛呈现诗分朝野的格局,入蜀诗人的蜀中诗作呈现特有风貌,加剧了朝、野两路的格局表征。其二,蜀中形成了若干文人群体,宴集交游唱和活动是其沟通情感、切磋诗艺的重要平台,诗风相互影响。其三,入蜀朝官游走在宫廷与蜀地之间,使朝野诗坛形成沟通互动,对初唐诗坛摆脱宫体诗风的阴影,产生突破性进展有一定推动作用。     

江南地域传统对明代诗文的渗透——以吴中“皇甫四杰”为对象

文章以明代吴中皇甫四杰诗文为对象,考察江南地域传统如何影响明代的诗文创作。从中发现,江南地域传统一直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渗透在诗文创作中。选择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物象,营造清新自然的意境,采用繁复的描写和修辞手法,表现江南人的高超才情和文化优越感,是显性渗透的主要方式;而江南士人追求自由、崇尚隐逸的精神诉求正是其内在隐性支撑。江南地域传统伴随着江南人的足迹在明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