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宣传动员机制与实践策略——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

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其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如何将宣传动员和专项治理实现有效整合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建构了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宣传动员类型和实践策略:通过政治动员实现压力传导;借助社会动员形成共识;通过共意动员建立共同体;依托行动动员实现资源聚集。本文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动员作为案例,阐释了超大规模国家如何在有效动员与避免社会失序、内部动员与外部动员等不同议题之间实现策略性平衡,以及政府部门如何在示范、刺激和信任的多重机制约束下达成治理预期。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下的敏捷动员理论体系

信息化战争和重大突发事件的现实需求要求中国必须转变传统的动员工作模式，向信息化、智能化、高效化、精准化等具有敏捷特征的方向发展，因此敏捷动员成为新时代国民经济动员的主流动员模式。结合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分析敏捷动员理论出现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设计敏捷动员理论体系框架，明确动员联盟、动员链、动员网、集成动员和动员物流等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敏捷动员理论以"超常供给"为核心理念，动员联盟是敏捷动员的组织基础，动员链和动员网是实现敏捷动员的载体，动员物流是动员链和动员网的具体实现形式，集成动员是开展敏捷动员的工作模式。     

论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市场机制--从社会动员的缺陷说起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对，要求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公共应急组织体系。传统的社会动员机制自身存在许多缺陷，且忽视市场机制在公共应急体系中的作用，难以实现上述目标。市场机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储备全社会的公共应急能力，降低公共应急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并提高公共应急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些作用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中尤为明显。我国的公共应急市场还很不成熟，其形成和发展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长期培育，一是要对社会需求加以适当刺激，二是要对企业加以保护和激励。     

情境与互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动力机制——基于湖南某县三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个案分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变化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情境和互惠文化背景,其特有的社会情境通过影响群体情绪存量推动着群体行动的发生和变化。基于湖南某县三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表明,在情绪存量递增的过程中,个体情绪不断被激化,逐步实现群体行动的情绪动员。在情绪被充分动员的基础上,乡村社会固有的互惠文化通过解决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者积极性、防止群体成员"搭便车"以及动员内外部资源参与群体行动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从而有效地调动和整合了资源,促使群体行动产生和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政府动员与基层互动——基于广西钦州的个案调研分析

当前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的政策配套,推动基层政府通过“试点-扩围”方式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基于钦州市“美丽乡村”建设的个案调研发现,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基层政党组织的责任包干意识以及对宣传载体的依托,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特征.其困境在于村规民约的局限性、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和第三方治理的缺失,通过内外动员互补与财政支出优化为导向的政府动员和以服务下沉与多元协同治理为导向的基层互动,才能突破困境,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化.     

动员型自主:韩国新村运动的运作过程与核心机制

新村运动在推动韩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对于后发国家的农村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的研究揭示了韩国新村运动是在国家与社会协同推进下的成功,但研究并没有呈现出国家与社会两股力量的阶段性变迁图景,这种泛化的研究也就难以呈现新村运动成功的核心机制所在。为此,本文提出在新村运动以推动社区发展的目标下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统合,在政府的动员参与和社区居民的自主参与的互动中重新厘定新村运动的阶段性,提出"动员型自主"的概念。即在社会自主能力较弱但发展的需求潜力较大的情况下,国家凭借自身的组织优势能够发挥出强有力的动员能力,但这种动员是以一种诱致性的方式,以培育社会的自主性成长为方向。当社会的自主性扩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以主动退出的形式来让社会发展回归社会自主的轨道。动员型自主既是对韩国新村运动运作过程的提炼分析,同时也能够对后发国家的农村发展方式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爱国卫生运动与国家治理效能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不仅有效解决了当时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危机,还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国家治理初期探索的重要部分,这一探索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奠定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基础。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之处,从短时期看,总体性动员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实现了快速应对的最优化,依靠党的组织系统,以情感性动员强化国民的共同体意识,树立国家的权威地位;从长时期看,爱国卫生运动成果的制度化促进了“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爱国卫生运动唤醒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国家逐步在民族地区建立现代科层制管理机构,进而推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