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与高调:国民政府初期时论中的“民族复兴运动”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但民族复兴思潮发展到"民族复兴运动",则是1931年以后之事。它率先起于民间,本只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国民党一方面输入传统儒家精神,一方面公开鼓吹独裁救国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在多种合力推动下,1930年代中期"民族复兴运动"进入舆论论述高潮。这些论述涉及到"民族复兴运动"的总体阐释,也涉及如何结合各自的行业或从事的事业贡献于"民族复兴运动"。时人迫切希望"运动"能落到"实处",但落实不易,"高潮"成"高调"。     

抗战前十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政策

烟毒影响近代中国社会至深且巨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便展开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治理工作。抗战前十年其禁烟政策历经“寓禁于征”、断禁和渐禁三个阶段的演变 ,在禁烟领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北洋军阀时期烟毒大泛滥的局面得到基本扼制。     

西法何以未能东鉴--庞德与中国近代的法律改革浅析

庞德作为中国近代被政府聘请的最后一位外国法律专家,被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合适人选有其内在原因.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的理论、社会利益学说与国民政府的国家、社会本位论有相似之处.庞德在华担任司法部和教育部顾问期间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及法学教育提出了诸多有见地的建议,但最终收效甚微.笔者认为,除了政局动荡、法制建设缺乏稳定的环境这一因素外,法律文化的不同、宪政运动的失败、司法独立精神的缺乏及社会结构的落后是使其改革建议无法有效实施的更深层次原因.在法制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庞德的改革建议仍有其进步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上海黄金风潮

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间，国民政府实行黄金买卖政策，希望以此来平抑物价，回笼市场上肆虐不已的游资。由于措施失当，主事者监守白盗，最终演化成黄金抛售风潮，风潮引发出一系列连锁反应。风潮后，国民政府停止了一切黄金交易，并着手调查相关责任人，但是，在利益集团的层层庇护之下，民众等到的，依然是一个“小鱼背罪，大鱼落网”的结果。上海黄金风潮案彻底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经济根基，信誉在民众心中丧失殆尽，从反作用力来看，决不亚于一个军事上的“淮海战役”。     

5高峰山

高峰山位于蓬溪县北二十五公里，海拔547米，有“川中第一峰”的说法。此地是得天独厚的灵岳福池，曾是以道为主，兼儒、佛文化的送佛场，今是龙门正宗的道教活动场所。始建于初唐，续建于晚清，扩建于民国。是得国民政府众多元老崇敬的宝刹，受国内十八行省朝拜的玄都。     

武汉会战决策

武汉会战这场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赵子岳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决策：“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仅在武汉城内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4个多月，竞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1943年,蒋介石开始失去人心

在战时的重庆待了两年后,我最终确信我们的盟友国民政府正在腐化堕落并逐渐失去权势。国民党逐步走向衰落,我也是逐渐得出上述结论的。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已经明显暴露出来,尽管他一再努力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和个人独裁。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导致工薪阶层营养失调且备感绝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政治凝聚力来源浅析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作为中国名义上的合法政府,其政治凝聚力即等同于国家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可以帮助政府来化解矛盾,统一目标,聚合力量,从而达到推动国家发展、抗御外部挑战的目的。在抗战八年强敌入侵、国政危亡的情形下,国民政府能坚持对日作战,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也正是有赖此种凝聚力而然。考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凝聚力的来源,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消亡之原因,并进一步探究国民政府在战后凝聚力重构的努力。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

二战期间，为避免纳粹的迫害，大量中欧犹太人移居他国。在大多数国家拒不接纳犹太人的情况下，中国对犹太人敞开大门，收容了大量犹太人。面对来华犹太人的增多，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以及云南省主席龙云，建议在西南地区划区域安置犹太人。此外，国民政府还考虑接受犹太人白尔克拉斯的建议，从中欧移植十万犹太人到中国西南地区，史称“白尔克拉斯计划”。碍于中德关系，德国反对安置犹太人，国民政府高层对此意见不一致，而战时中国国内难民问题严重，部分人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对犹太人持有偏见，也反对安置和移植犹太人，导致计划最终被搁置。虽然计划流产，但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犹太人的同情，是中国援助犹太民族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时民族利益及国际道义两者间，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了民族利益，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国际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