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教化到政治参与：国际宣教会与1920年代的国际禁毒运动

20世纪20年代，国际宣教会从创立伊始即将“帮助人类摆脱毒瘾”视为长期奋斗目标。一方面，它接续前辈传教士的传统，在传教地区自觉担负起道德教化的责任，通过舆论宣传唤醒公众的反鸦片意识。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国际主义思想的感染下，国际宣教会不仅成为初创时期的国际联盟的拥护者，而且试图影响国际联盟建构下的世界新秩序。在反鸦片领域，国际宣教会积极参与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以及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各个环节，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禁毒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以国际禁毒为载体，国际宣教会在道德教化与政治参与之间找到了耦合点。     

国际组织对国际法的贡献

国际联盟、联合国作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同当今众多的国际组织一样,使国际法的内容、体系更加丰富。随着国际组织的发展,它给现代国际关系以及以国际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法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简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集体安全

本文试图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集体安全的演变及其失败的原因作初步的探讨,揭示集体安全权的理论与实践面临的矛盾,从而看清集体安全的缺陷和它与现实的差距。     

人才战争

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的人们就跟今天谈论中国、印度的崛起一样，广泛讨论美国的崛起。但是，世界格局并不会自然地发生更替变化，欧洲依然是世界的领跑者。即使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坐收渔翁之利，但在其首倡成立的“国际联盟”当中还是沦为配角．未能如愿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     

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考——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国际联盟建立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就为何成立国联、怎样建设国联以及国联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思考,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不论国联的成立与建设是否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也不论国联最后的结局如何,我们都不能贬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否定他们关注世界的热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国联问题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换言之,在他们的国际主义的言辞中,表达的是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     

领袖性格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以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失败为例

作为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十四点纲领”,最后一条是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一次把集体安全思想引入到现实。美国是国际联盟最初倡导者,但却没有加入这一国际组织,其背后的国内政治、国家文化和领袖性格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值得思考。     

荣誉、法治与普世:一战前后美国政治精英的三种国联构想

一战前后,国际联盟容易被指责为与美国传统相悖的“纷扰同盟”,这对美国加入国联构成了颇为不利的政治文化环境。为避免此窘境,美国主要领导人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分别将自己素来重视的“荣誉”、“法治”和“普世”等价值赋予国联,试图彰显其积极内涵,在不剧烈触动美国反“纷扰同盟”传统的前提下,实现向国际联合的平稳过渡。然而,除孤立主义的阻挠之外,这些价值之间本身便彼此很难协调且势均力敌,形成了类似“多极化”的政治文化结构,使得美国政治精英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更为黯淡。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国联对日政策演变

英国和国际联盟如何应对"九·一八"事变,对当时局势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后,英国的远东外交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国际联盟也做了维护和平现状的努力,但是英国的远东外交和国际联盟的努力终告失败,原因就在于它们始终停留在"不承认"政策的阶段。     

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国际联盟以集体安全思想为基础建立的安全保障机制具有集体行动的特征。其目的是为了提供国际秩序与安全保障这一公共物品,但是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集体安全下的安全保障难以持久获得,这便形成了集体安全的困境。集体行动困境可以从组织结构、选择性激励和大国贡献等三种途径破解。然而国际联盟安全机制不仅未能在这三方面进行机制上的构建布置,反而由于其错误的安排,使国际联盟在维护安全与秩序方面屡屡失败,并最终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