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

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安排可以降低经理人的代理问题,同时,也可以降低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然而,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监督过度,从而减少了那些从长远来说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行为。基于此,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抑制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当其他大股东的数量越多、相对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时,对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大;同时,我们还发现多个大股东会导致公司风险承担能力下降,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降低,从而为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安排所导致的"过度监督"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此外,我们还排除了大股东的合谋假说,并发现独立董事这一机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大股东的"过度监督"行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多个大股东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文献,对现实中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均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多措并举 加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

石家庄市委老干部局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结合老干部工作特点,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提升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按照“利于活动、便于管理、应建尽建”的原则,科学合理设置党组织。目前,全市有离退休干部党员参加的党支部1065个,其中单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175个,离退休干部党组织达到了全覆盖。     

属性集容量确定的夹挤式测度模式及其推算模型

迄今，为解决多属性偏好关联决策属性集容量判断指数复杂性难题所提出的λ模糊测度模式与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以及建构在它们之上的属性集容量确定的推算模型，尚存在着适用性差的技术不足。为此，以平衡容量判断的可操作性和容量推算的准确性为视角，提出了一种新容量测度模式，即关于容量判断与推算的夹挤式测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决策者较易判断给出的容量序信息构建了相应的容量推算模型。基于数值模拟的对比分析表明：新模式不仅在应用可行性上高于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而且从容量推算的准确性上看也明显优于λ模糊测度模式和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因而对实际决策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基于风险平价策略的高净值客户资产配置研究

Markowitz奠定了现代金融学中资产组合和配置的研究框架.随着资产配置实践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在均值—方差模型基础上提出了CAMP模型、B-L模型、 风险平价模型及美林时钟模型等,力求通过对风险与收益的控制,实现在资产配置实践中获取最优的效果.在总结既有模型的经验基础上,以风险平价模型为重点,选取股、 债、 商品等为配置对象,验证了风险平价策略在中国高净值客户资产配置中的适用性.     

金融周期、金融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2005-2017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周期所处阶段的变化，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显著的非对称性双重门槛效应，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首先，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平稳期和萧条期时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但从影响系数值的大小来看，处于膨胀期时最大，是后两者的2倍之多，处于平稳期时最小且并不显著；其次，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表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双重门槛值出现得早，且两个门槛值间的区间要比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宽28%。这些结论说明，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波动的容忍弹性会随着金融周期所处的阶段而变化，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放大经济增长对金融波动的容忍区间，但也会加速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这使得当前我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金融水平和严控金融风险的矛盾，对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遗传算法在高校排课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各高校都力争在有限的资源下,更为有效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这个过程中合理地安排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个环节包括教师、学生、教室三个方面的合理应用,本文通过研究高校排课的具体环节和所遇到的问题,针对教室安排、冲突判断和时间设定三个方面来设定遗传算法的参数,利用遗传算法对种群进行初始化和进化,寻找最佳的排课结果,并对算法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明,遗传算法可以应用在高校智能排课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