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规范与行为选择——粤东天主教村落中地下六合彩的人类学考察

天主教伦理是反对一切赌博行为的,论文论述了在遇到高赔率的地下六合彩时,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信徒的不同反应,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宗教道德的脆弱以及市场经济大潮对信徒观念的冲击.     

文艺复兴与天主教

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天主教之间 ,由于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和诸多的文化因素 ,不仅有对立和抗争 ,而且有传承乃至合作 ,不仅有变异而且有遗传 ,不仅有本质差别 ,而且有血脉相连     

从《文艺月旦》(甲集)看天主教传教士的中国现代文学观

《文艺月旦》(甲集)是20世纪40年代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所编写的一本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编者立足于天主教的道德伦理观,对现代文学的许多作品进行了简要的道德评介。此书的序和导言对中国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并就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加以探讨,拓展了我们的批判视野。但无疑,囿于道德立场,其结论带有浓郁的天主教道德伦理色彩,难以对现代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     

清代耶稣会士贺清泰《圣经》译本源流再探

从晚明至清中叶,虽然《圣经》汉译并未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首要目标,但仍有传教士在译经方面做出不懈努力,出版了一系列源于《圣经》的节译、编译文本,更有人克服罗马教廷和清廷的限制,尝试翻译整部《圣经》。近期学界较为关中文作者简介：注清中叶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所翻译的译本,主要探讨其汉文版——或称为《古新圣经》——的译经原则和方法、白话文体特色,并扩展至对其满文版传抄历史的考证,以及对满汉合璧版的语汇和文体的研究。不过,贺清泰译本在后世流传的情况相当复杂,目前尚有多种满文及汉文抄本散藏于各地,相关研究仍存在疑问和疏漏之处。本文以文献考证为主,辅以详细的例证解析。一方面追溯贺清泰译本各版存世抄本的次第源流,其中包括笔者新发现的一种汉文抄本,以全面展示这部天主教译本的传播网络。另一方面,重点考察在此前研究中被忽视了的满文版与汉文版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多方面实例阐明汉文版的相当一部分经卷——尤其《旧约》部分——的翻译是以贺清泰先行完成的满译文本为直接参照,而非通常认为的以标准版武加大译本为源本。综合考察贺清泰译本的形成、传播及各版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版本校勘工作,也会将新的角度和方法带入文本分析,进而更清楚地认识和评价清代天主教传教士在困境中进行的具有开拓性的译经活动。     

明代天主教传教士斥佛原因探析——以利玛窦为例

明代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面对佛教的竞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采取了批评佛教的传教策略。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明代末年发起对的理学清算浪潮,为传教士的斥佛提供了学术背景;二是佛教管理混乱,时有僧人行不法之事;三是天主教与佛教的教义相悖,无法调和。以上三点,为传教士抨击佛教提供了事实和理论上的依据。     

城乡视野下清代天主教在华的传播情况

基督教在西方的传播具有浓厚的“城市运动”色彩,清代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亦经历了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过程.清初天主教在华的传播是从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开始的,后为躲避统治者严厉的禁教打击而被迫转向中国广大的乡村和山区发展,却也因此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研究的进路与思考

本文从解释"本土化"概念入手,分析国内外学术界对在华基督教本土化的研究现状,提出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分为五个阶段。考察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对理解明末以来天主教在华的历史状况,以及进一步探讨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天主教的生命观——以堕胎问题为中心

堕胎问题在近现代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受到天主教的密切关注与积极回应。自上个世纪以来,堕胎问题开始从社会各种问题中凸显出来,并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广泛持久的争论是其基本特征,焦点则是胎儿的＂人性＂问题,由此而有的神学、哲学、伦理学等研究进路将这一问题推向空前的深度与广度。天主教基于其特有的生命关怀及神学哲学进路,在面对堕胎问题时,表现出强烈的超越性色彩,成为了全球关注堕胎问题的超越性构成力量。     

关于黑龙江省天主教、基督教概况及其教徒信仰趋向的调查分析

本文介绍了黑龙江省天主教、基督教概况及其教徒信仰趋向的调查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强全省天主教、基督教工作的措施和总体思路。     

“双向祛建制性”与乡村天主教血缘家族一体化——来源于冀中赵村田野经验的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天主教的传播没有产生像欧洲社会那种瓦解替代血缘家族组织的社会后果,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与血缘家族组织发生了特定模式的融通。对此,本文通过呈现生活于河北赵村骆姓天主教皈信者,对其血缘家族关系与天主教教友的双从身份关系的一体化处理过程,来展现他们身为教友又属同一家族的事实。并认为,总体性公共秩序的民族国家转型,对均具有政治潜能的传统家族与制度性“教会”所进行的双向消解的祛建制性过程,提供了这种一体化的制度条件。在这一意义上,继承19世纪末以来由强大行政力量推动现代化特征的当下国家,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与设计仍将起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