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

中外儿童文学充满了“动物”色彩，动物文学因其独特的内涵和异质的美学魅力成为了对少年儿童大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特殊题材。通过论述动物文学与儿童文学交错重叠的关系，回顾了儿童动物文学的兴起，并从政治、社会、科技发展等方面分析其发展动力，综述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挖掘其研究意义，肯定其对儿童成长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旨在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与新动力。     

西欧文学中的那耳客索斯母题——与主题学相关的几个问题

路易丝·文奇的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从奥维德时代到19世纪初那耳客索斯形象的多重意义,重点分析了神话故事的原型意义及相关联的三个母题:影像母题、错觉(或幻觉)母题和认知母题。认为自12世纪该主题即被确立,此后几个世纪里影像和错觉(或幻觉)母题得到强化。那耳客索斯形象是骄傲的傻瓜,他被虚假的快乐和表象所欺骗,而认知母题几乎被忽略。14世纪的新阐释,那耳客索斯则成为善于遗忘的男人; 15世纪则成为关注美的物质形态的男人; 17世纪强调这一形象的情色和感性元素; 18世纪讨论了两种自恋的区别,一种指向自我认知和对人性的认识,另一种是导致贫乏无知。该著还提出了关于"历史"主题的概念,以及关于题材史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价值的问题。但该著并未揭示"那耳客索斯"母题的本质。     

宋代北江蛮彭氏及其族属考辨

宋代北江蛮是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重要一支.北江蛮彭氏为"蛮酋"大族历来是学界所热议的主题.北江蛮的族属源流问题虽在争论中出现"彭氏江西说""彭氏土著说"等诸多说法,但北江蛮彭氏应是"土著"与汉人等融合的结果.北江蛮彭氏在地理分布上为忠顺、龙赐、溶州、高州等十八处羁縻州,而非正史所载二十余处.同时,北江蛮彭氏世系记载存在诸多错误,例如自允殊至仕羲乃四世而非五世等谬讹.     

萨摩亚岛国土著文学今昔比较之探析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南太平洋岛国文学文化逐渐受到国内国外更多关注。目前国内对南太平洋岛国文学整体及各个岛国文学个案研究都不多见,萨摩亚文学研究在整个南太平洋文学研究中相对较多,但是缺少系统性,现有研究仅聚焦于艾伯特·温特等个别作家经典作品的解读。萨摩亚经历了长期的被殖民过程,其西方殖民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体现在那个时代土著作家作品中,而独立后主体意识的增强和现代化发展必然带来萨摩亚土著文学作品的变化与发展,当代文学作品更多引导读者关注女性独立、家庭暴力和现代化发展中民族文化的传承等当代社会问题。     

江湖岂在眼:《贵耳集》中的历史叙述和文学趣味

南宋张端义的《贵耳集》所长不在真实记录历史,而在生动讲述故事。张端义的谪臣身份,影响了《贵耳集》的叙述立场,书中大量想象和建构宋孝宗朝事,形塑了一个贤明的君主、有为的时代。此外,他喜爱讲述士人的机趣故事和具有奇幻色彩的逸闻轶事,擅长对话描写与细节再现,表现出世俗趣味的一面。张端义的江湖文人身份,也让该书呈现出特殊的文学批评祈向。可以说,《贵耳集》这类笔记足可视作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制,其价值不在"补史之阙",而在文本背后蕴藏的文人心态和书写趣味。     

论契丹人在秦地的活动及诗词创作——以耶律楚材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三秦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族群多元性和包容共生性。金元时期,契丹人来到秦地,或做官,或从军,或暂住,或定居,为秦地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其中,以耶律楚材家族最为突出。耶律楚材家族在此进行文学交游活动,使用汉语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诗作,为秦地提供了文献资料,反映出与秦地士人的惺惺相惜,表达了对三秦文化的向往之情和历史兴亡之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契丹人在此地的文学创作活动,既反映出中华文化交流交融的情况,也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包容与灿烂多样做出了贡献。     

绿色边缘:宋代江湖士人的文化

宋代以隐士、居士、游士为代表的江湖士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常规存在形态。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经学研究和诗文创作并茂,或博览群书、博学多闻,或为不容忽视的藏书家,或为成就突出、影响诗坛的著名诗人并曾在音乐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音乐家。其主要文化特点,即特立独行、淡泊名利、追求自然。这种士人本真的存在方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充分表达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不仕的高尚使之占据了道德高地,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独立思考,其创造的智慧弥足珍贵。宋代江湖士人比前代大为增多,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数字。宋代江湖士人自我边缘化即田园化、民间化,虽身处民间,却神居云端,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他们代表着民间文化和民间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于官场有无用之用,为传统文化增添了一股别样的精气神。     

现代性启蒙与新时期文学的身份认同

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制度的松绑而发生了重要的身份转向。这种“转向”一方面表现为作家写作心态的重要变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文学风格的根本变化，同时还表现为文学启蒙主义现代性使命的重新回归。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的这种复杂现代性身份转型，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现代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想象支持。